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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百老匯120號，有49層高（後來我們的基金控制了該大廈的一部分股權）。我們都認為股票市場已經被炒得太高了，投機家似乎都已發瘋，連那些向來受人尊重的投資銀行家也在瞎炒一氣，這實在是不可饒恕的錯誤。我記得巴魯克批評過這種荒唐現象：銀行對股票投資的定期貸款利率為8％，而股票的收益率卻只有2％。我的回答是：“確實如此，根據報酬法則，可以預計這種情況將會逆轉——出現2％的定期貸款利率和8％的股票收益率。”1932年的情況與我的預言大體上相差無幾——而過了大約20年後，由於市場環境的改變，現實情況與我的預言完全吻合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奇怪，我能對各種重大事件做出正確預測，卻不能預感到自己帳戶的資金將要面臨一系列危機。

有一次，當我坐在巴魯克的辦公室裡時，他帶著一個矮壯、圓臉的人來到了貴賓接待室，那人與巴魯克年齡相仿。猶豫了一陣子之後，他對那人說道：“溫斯頓，請允許我向你介紹一位年輕朋友，本·格雷厄姆，他是個非常機靈的傢伙。”我們握了握手。我知道丘吉爾在一戰時的經歷，也知道他那時從英國政府裡卸職。我當時真應該細細體味一下與他交往時的感受，現在卻已追悔莫及了。

巴魯克還把另外一個大人物介紹給我。就在二戰結束後不久，我應邀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聆聽艾森豪威爾將軍關於美國未來軍事力量問題的演講。巴魯克也去了那裡，演講結束後他把我介紹給了這位傳奇式的總司令，還大大捧了我一番。當我離開報告廳時，天下起了大雨，幸虧我有先見之明，把帶來的雨傘撐開了。就在這時，艾森豪威爾將軍走了出來，他在我旁邊站了一會兒。“將軍，請跟我合用雨傘吧。”我說道。“噢不，非常感謝。”他一邊回答，一邊大步走向雨中。我猜想大概穿制服的軍人是不允許帶雨傘的吧。我很感謝巴魯克把我介紹給了這兩位偉大人物，但我還是不禁認為這位現已92歲的老人（1964年）欠我的情要比我欠他的多，當然這種想法可能不太光彩。

還是讓我們回到1929年來吧。巴魯克發來通知，說他想在辦公室接見我。當我來到他的辦公室時，他的秘書、大名鼎鼎的博伊爾小姐告訴我他正忙著，問我是否能稍等片刻。大約半小時後，這位金融家走了出來，臉上有些歉意。他說他在睡午覺，博伊爾小姐應該告訴他我在這裡等著。我們走進寬敞的辦公室，辦公室的牆上掛滿了證明他的成就的各種獎牌。（無論在和平時代還是在戰爭時代，他的成就的確是偉大的。）他說他將向我提出一個以前從未向任何人提過的建議。他希望我成為他的財務合夥人。“我現在已經57歲了，”他說道，“到了我該輕鬆一下，讓像你這樣的年輕人分挑我的擔子並分享利潤的時候了。”他又說，我應該放棄目前手頭的業務，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事業中來。我回答道，他的建議讓我受寵若驚——事實上，我對他的建議感到無比震驚——但我認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結束與現有朋友和客戶間的融洽關係。由於這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後面再解釋——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當時我不考慮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條件的話，我隨後7年的遭遇就會完全不一樣，就會好得多了！

與亨茨公司合夥人就建立聯合投資基金的談判持續了好幾個月；我已想不起為什麼會拖得這麼久。這時8月份的第一次股市大跌開始了，因此我們決定先將這計劃擱一陣子。但一擱下就再也沒有重新拾起。從9月份起股市開始暴跌，幾天之內股價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時換手的股票數以百萬計，連行情報告機也來不及列印這些交易情況，道瓊斯指數幾乎跌得無影無蹤。“格雷厄姆—亨茨投資基金”這一計劃也像泡沫似的破滅了。紐曼和我的思緒又回到了本傑明·格雷厄姆共同帳戶上；這裡要考慮的事夠多的了。

1929年中期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的資本是250萬美元；1929年上半年只賺到一點點利潤（我本來應該認識到這是後來麻煩的預兆）。我們手頭持有鉅額的保值和套利頭寸，即250萬美元的多頭頭寸，以及用於沖銷操作、金額大致相當的空頭頭寸。據我們的計算，這些操作不會引起淨風險，因此只需一點點資本。除此之外，我們還有450萬美元的真實多頭頭寸，即各式各樣的投資，因此我們還有200萬美元的資金缺口。就當時的保證金比率而言，我們計算的結果大約為125％，這一比率比經紀公司要求的最低比率高5倍，比公認的保守比率高2倍。而且我們認為，我們多頭持有的證券，它們的內在價值不比它們的市價低。儘管華爾街的活躍分子並不怎麼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