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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只是工資減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幾個月後，有限的交易重新開始：交易價格不允許低於市場關閉前的價格。不久後，來自法國和英國的戰爭訂單開始不斷湧入，經濟馬上由低迷轉向繁榮。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戰時的股市繁榮開始了。這一突然轉變陡然使我們人手緊缺，因為許多僱員都已辭職不幹了。於是我也到各個部門去幫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裡，我會幫助報價室的職員張貼股票報價單。在做這項工作時，我得繫上一條很重的皮帶；皮帶上有七個袋子，每個袋子裡依次分別裝著1／8到7／8這些分數。在其他時候，我還要做電話接線員，或是幫助後面辦公室裡的職員幹各種各樣的活，甚至還要經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證券交割任務。我的工資又升回到每週12美元。

一段時間後，我又回到債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門推銷債券。這比推銷照相優惠券或在襯衫前後掛著木板做廣告可要舒服多了。債券推銷商的上門服務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虛榮心得到大大滿足，因此儘管他們不買，他們也總是很有禮貌地對待我。

在某次上門推銷中——這次推銷與其他推銷一樣，沒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戶的客戶進來打斷了我的訪問。我的客戶指著我鄭重其事地說：“請稍等片刻，齊爾契先生，我正與銀行家談話呢。”銀行家！然而，事實上當時華爾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稱為“銀行家和經紀人公司”。我們的信頭和支票上也都印著這些字樣。我很喜歡這樣一個故事：有位股票債券從業人員請油漆匠在他門上漆上“約翰·史密斯，經紀人”這幾個字。他問油漆匠這需要花多少錢。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並說道如果願意支付7美元的話，他可以漆成“約翰·史密斯，銀行家兼經紀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誰不願意花2美元就做個銀行家？”（幾年後，州法律再也不允許我們在辦公用品上印“銀行家”這幾個字了。）

在開始的那幾個月中，我同理查德·威爾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場內經紀人，他在我們債券部租了一張辦公桌。每天下午，當交易所休市後，他會回來在辦公桌旁待上一段時間。很快，他就對我發生了興趣。他是個堅定的獨身主義者，有點近視，留著範·戴克式的大鬍子，說話時有濃重的德國口音。事實上，他的兄弟是德國著名的化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不用說，在情感上他是堅定的同盟國支持者。有幾次他帶我到名流如織的“共和黨人俱樂部”一起吃飯。有一次，馮·伯恩斯托夫大使試圖就德國問題陳述己見，卻沒有獲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們解釋了日本為什麼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的原因。而讓我發生濃厚興趣的是當時的紐約州州長，年輕瘦長的約翰·珀勞伊·米歇爾講述了他如何擊敗塔馬尼·霍爾的經歷。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三年後我卻成為他葬禮儀式上的一名儀仗隊成員！

由於從事債券工作的緣故，我開始詳細研究鐵路公司的財務報告。同時我還刻苦研讀這一方面的標準性教科書，勞倫斯·張伯倫的《債券投資原理》。這是本行文嚴肅的大部頭著作。（我哪裡想到將來有這麼一天，我的教科書會在全國範圍內取代它的地位。）在這些學習的基礎上，我打算對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財務狀況作些分析，該公司1914年6月份公佈的年度報告表明：公司的經營狀況很糟糕，財務風險很大，投資者不應該持有它的債券。當報告完成後，我將它交給自己的朋友威爾斯塔特，請他指教。他很欣賞這篇文章，所以又將它交給J·S·巴契公司（J．S．Bache　and　pany）的一位合夥人。這位合夥人告訴他，如果我有興趣做這類工作，他們願意將我招入巴契公司的統計部。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寧願做一名“統計員”——那時也叫證券分析員——也不願做債券推銷商。因此，我便過去和莫頓·斯特恩先生見面。

他後來成為巴契公司的重要合夥人。經過一番面談後我們達成如下協議：他們支付給我18美元的週薪，而我的工作是替他們寫報告和回答客戶的諮詢——當然，這必須先獲得我所在公司的同意。

這真是太妙了！我確信NH＆L公司肯定會很樂意放我走的，因為在債券銷售方面我沒有為公司帶來任何佣金收入，公司為我支付12美元的週薪實在是不值得。但當我輕鬆愉快地向薩繆爾·紐伯格先生提出此事時，情況與我預料的截然不同。我怎麼能夠如此不忠誠呢：在公司替我做了這麼多事後卻想要離開公司？其他公司怎能這樣厚顏無恥，想挖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