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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美元來買這輛車。就這樣，我們從看上去很尷尬的局面裡擺脫出來，而且情況比預料的要好些。

但是使我回想起這個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買主和他的車（我們曾深深懷念的這輛汽車）之間的浪漫故事。同當時大多數車主一樣，他把他的汽車停在我們的街角上。他是個牙醫，在看病間隙，會衝出來為他的車子撣灰塵，或用一塊羊皮把他的車擦得金光鋥亮，還可能清洗擋風玻璃和座墊套。當我們看到這動人場面時，我們會忍不住暗暗發笑——因為我們想起了幾個星期之前他的“羅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車修理廠裡的悲慘遭遇。

①羅西南特為唐·吉訶德所騎的老瘦馬。——譯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開始在1919—1929年這段時間裡，我在華爾街平步青雲，甚至可說是卓有建樹。那是段激動人心的時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來，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越來越豐富的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對自己在華爾街所處的地位及夥伴們對我的尊重深感滿意。但並非所有事情都那麼一帆風順。1927年大兒子的去世便是對我的沉重打擊。或許由於這件事突然發生在我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因此更令人難以接受。我和海茲爾的婚姻也開始出現了裂痕，但是儘管我們倆都很自命不凡，我們卻都沒有足夠的洞察力認識到這一點，並作出及時的補救。我過分看重物質上的成就，把它當成生活的終極目標，卻忽視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紐伯格—亨德森和羅勃公司的初級合夥人。這件事當時還登了報。我與公司達成了新協議：除工資外，我還可分享公司2．5％的年利潤，同時不需承擔任何虧損。比我早兩年進公司的丹·羅勃和哈羅德·羅斯也獲得了同樣的升遷。阿爾弗雷德·紐伯格先生告訴我，我的紅利要比他們高0．5％，並囑咐我不要將這一情況洩露給他們。在我享受公司分紅的那四年中，每年分到的紅利大約為5000美元。

那年我還從事了日本債券的交易，這種敢冒風險的大膽舉動使我在華爾街名聲鵲起。我有個朋友叫羅·貝拉爾，他放棄了教書的職業去從事金融工作。他在一家大債券公司——邦賴特公司（Bonright　＆　pany）供職。我們經常一起吃飯。有一天他領來一位非常年輕的日本人，名字叫三木純吉。這位可愛的日本小夥子是該國一家大銀行在美國的業務代表。這家日本銀行希望能在日本市場上銷售美國債券。邦賴特公司負責對三木進行美國式投資方法的培訓，以期在日本找到銷售債券的渠道。

但事情卻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三木（或者他的上司）很快就發現：買進1906年日俄戰爭時日本在世界各地發行的政府債券，並在日本國內市場丟擲，馬上可以賺到鉅額利潤。這些債券吸引日本投資者的原因在於：投資者有權要求以日元償付固定的本金和利息，而戰後的匯率水平使他們這樣做有利可圖。這位日本人請求邦賴特公司與他們合作，大批次買進這些債券並在日本銷售。但這家美國債券公司忙於自己的承銷業務，對此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在我同貝拉爾和三木一起吃飯時，這位日本小夥子問我們公司在歐洲是否有業務關係，是否能替他們在歐洲大量採購這種債券。幸運的是，我們跟歐洲確實有業務聯絡，我們也願意為他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務。嘗試幾筆交易後，三木感到很滿意，於是決定開始大規模的採購。他同意由我們公司獨家代理這筆大規模的採購業務，而我們也承諾只為他的企業——大阪藤本票據經紀銀行（Fujimoto　Bill　Broker　Bank　of　Osaka）——提供服務。這些附有息票的債券都要運到日本。我們每次採購都可得到2％的佣金，所有的採購費用，包括電訊費和運費，都從佣金中支付。

交易的金額數以百萬計。這些債券原先的分銷中心在倫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們便與這些地方的經紀公司建立起良好的業務關係。由於法郎對日元的貶值，這些債券在巴黎的售價高出面值許多，同時日本投資者卻能以很低的折扣價買入，即便是扣除鉅額經紀費後也是如此。

這筆業務使我在內勤辦公室成為不受歡迎的人。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這些債券中的大部分最初在美國發行時面值為100美元，而不是通常的1000美元或更罕見的500美元。在巴黎和倫敦上市的債券也是如此。在西方國家，人們認為持有小面額債券是件煩人的事，因此它們的售價遠低於面值。但在日本卻沒有這種偏見。

我真高興能以這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