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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還會再來，那時我會帶支持者來，等等。

我完全兌現了我的正當威脅。實際上我個人在1927年1月令人沮喪的失敗結果是一份巨大的財運。因為這樣，我當時就有整整一年時間準備作戰計劃，並且增加我的金融賭注。我用日益增加的現有資本，購買了北方輸油管公司更多的股票。我動用了我冒險得到的儘可能多的合夥人基金。作為一名顧問，我與弗雷德·格林曼享有盛名的律師事務所庫克，內森和萊曼（Cook，Nathan　＆　Lehman）打交道。主管是阿爾弗雷德·庫克，一個極富才能、聲名顯著的人物，但是——我必須補充一句——他更是一個自負、虛榮的人。

在我的金融讀物中，我偶然發現一個當時不為人知的情況。我發現，有許多州已透過法律，要求公司透過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透過把所有的代理選票全都累加投在一名董事上面，即使只有少數人支援的股東也能確保他自己的當選。賓夕法尼亞州就是其中的一個。北方輸油管公司是在賓夕法尼亞州註冊的，按照它只有5名董事的小型董事會規模，只要有1／6的股票代理權就可以選一名董事，只要1／3代理權就可以選兩名。我向股東遊說，向他們爭取贊同減少資本的決議的代理權，並請他們選出兩名能代表中小股東利益的董事。我們並不打算選舉出董事會的大多數，因為那樣將使我們承擔起負責經營公司的責任。我們知道自己沒有權力承擔此事。

阿爾弗雷德·庫克要求獲得一份股東名冊，我們獲准可以從公司檔案中影印。很明顯，布什內爾兄弟以為我們不可能做任何事，否則他們可能會迫使我們為了得到這份名冊而打一場代價高昂的官司。我們準備了一份材料開始做這個案例。庫克、格林曼和我都努力投入其中。應當說事情做得很好。公司用它通常的傲慢方式作出答覆，拖延解決所有實質性問題，宣稱它有卓越的能力決定什麼對公司、從而對公司股東最為有利。它用不是很高明的影射方法指責我們的動機是出於私利而干涉他人事務。

由於大股東不多，我們準備親自訪問每一位持有100股以上股票的股東。公司透過其職員及布什內爾一家也做了類似的努力。我們最重要的目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代理權。它擁有9200股，佔全部股票的23％。我安排了一次與基金會財務顧問伯特倫·卡特勒的會面。他彬彬有禮地聽著，但卻相當明確地表示，基金會從不干涉它所投資的公司的經營。我盡力向他解釋說，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實際上與北方輸油管公司的經營沒有任何關係；這僅是一個由股東作出的、與公司過剩資金使用有關的決定。但我還是徒手而返。

我發現這是自己第二次接近小約翰·D·洛克菲勒。第一次是作為幫他籌資建立費·貝塔·卡珀基金會（Phi　Beta　KappaFoundation）的團體的一員，我收到一份有他簽名的請帖，邀請我到休假俱樂部進午餐。我猜想這頓午餐的代價會很昂貴。但是與這位億萬富翁慈善家會面的榮耀，喚起了我的虛榮心，消除了我的謹慎，所以我就去了。他只請了一小批能為這項基金提供捐款的客人與他同桌進餐。我勉為其難出資500美元。我覺得這是一段幫助小約翰·D·洛克菲勒的相當獨特的經歷。費·貝塔·卡珀基金會很快成立了。從那時起它就開始出版一份名為《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好雜誌。

下面我們回到1927年北方輸油管公司代理權戰役：格林曼和我在休假俱樂部會見庫克，討論我們的戰略，特別是與洛氏基金會代理權的關係問題。很湊巧，我們瞧見小約翰·洛克菲勒坐在我們隔壁一張桌子處，與一名身著運動服的年輕人共進午餐。後來證實，這名年輕人是小安德魯·梅隆，是擁有數百萬家產的金融巨頭兼藝術品收藏家、後來成為美國財政部長的安德魯的兒子。這次邂逅使我們心動，有一會兒阿爾弗雷德·庫克認真考慮過如何接近洛克菲勒，邀請他討論我們的代理權之爭，請求他的基金會予以支援。但很快我們因這個主意很魯莽而予以否決了。

雖然如此，我們在獲得其他代理權上還是做得出奇的好。現在回想起來，我仍驚訝於我們的成功，因為後來的經歷告訴我，當你大聲疾呼時，你面對的是一大群毫無責任心的股東，同時還要面對在公司已樹立牢固地位的管理層，這樣，即使是一個很有理由、合乎邏輯的事件，也很難進展下去。

1928年1月，召開年會的日子到了。我再次前往石油城，但這次不是孤身一人。陪同我的，是庫克手下的3名律師，包括著名的阿爾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