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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深深的小巷裡到處生長著青苔。無論春夏秋冬，晴天雨天花樓街始終瀰漫著一種破落氣氛，流露出一種不知羞恥的風騷勁兒。

但吉玲的母親對她的五個女兒一再宣稱：“我從沒當過婊子。”

吉玲的母親是個老來變胖的邋遢女人，喜歡坐在大門敞開的堂屋裡獨自玩撲克牌，鬆弛無力的唇邊叼一支香菸，任憑菸灰一節節滑落在油膩的前襟上。但是一旦有了特殊情況，她可以非常敏捷地把自己換成一副精明利索潔淨的模樣。她深諳世事，所以具備了幾種面目。五個女兒中，她最寵吉玲。她感到吉玲繼承她的血脈最多。

“胡說八道！”吉玲惱火地否定。母親只管嘿嘿地笑。

吉玲的父親這系人祖祖輩輩住在花樓街。用什麼眼光看待花樓街那是別人的事，父親則以此為榮。他常常神氣十足地亂踢擋住了路的菜農的竹筐，說：“這些鄉巴佬。”　就連許多中央首長都經不起追溯，一查根基全是鄉巴佬。而他是城市人。祖輩都是大城市人。父親從十三歲起就到馨香茶葉店當徒工。燻得一身茶香，面色青白，十指纖細柔弱，又出落了一張巧嘴巴。其巧有二：一是品茶，二是善談。屬於那種不管物件是誰都能聊個天昏地暗的人物。

五個女兒全都討厭父親，公開地不指名地叫他為“鼻涕蟲”，因為幾個女兒先後找的幾個男朋友都因為被父親粘住大談其花樓街掌故和喝茶的講究而告失敗。

母親經常率領四個女兒與父親打嘴巴仗，吉玲從不參與，只用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目光瞥一眼父親，而父親倒有幾分怯她。

吉玲是個人物。

吉玲上學時學習成績不錯。但命運多舛，高考參加了兩屆都未能中榜。母親開始威逼父親退休讓吉玲頂替，吉玲說：“不。我自己想辦法找工作。”父親因此對女兒感激涕零。

吉玲的穿著打扮與花樓街的女孩子格調相反。她以素雅為主。不燙髮，不畫眼影，最多隻稍稍描眉和塗一肉色口紅。常是淺色襯衣深色長裙，儼然一個恬靜美麗的女大學生。

她在社會上交朋結友不久，便找到工作，在一家酒類批發公司當開票員，幾個月後又換到一個群眾團體機關辦公室當打字員。打字工作很辛苦，半年後一個朋友的叔叔把她安排到市中心的一家較大的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文明、乾淨、到處是知識，又是國家事業單位，這種位置來之不易，吉玲滿意了。她全靠自己，聲色不動地調換了幾次工作，既沒花什麼實質性的代價，又沒有鬧出什麼風言風語，她深感自豪。她的父母也深感驕傲。花樓街的鄰居街坊自然地為之驕傲。

“你看吉家的麼女兒，我們花樓街的嘛。”他們說。

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吉玲的身價。

工作有了，下一步就輪到找物件。

吉玲的四個姐姐在這事上都是自己蹦噠過一陣子，其中兩個姐姐還未婚先孕，但終歸哭呀鬧呀的沒成功，最後還是由介紹人牽線搭橋完的事。四個姐夫第一個是皮鞋店售貨員，第二個是醬油廠工人，第三個是鐵路上搬道岔的，第四個是老虧本也不知做什麼生意的個體戶，腰裡總是別一把彈簧刀惶惶如喪家之犬。對這群人，吉玲眼角都不斜他們。眼看母親、姐姐又在為自己蠢蠢欲動，吉玲說：“我的事不用你們管。我自己解決。”

“她們四個都放過這種屁。”母親說。

“我不是她們。”

“那就走著瞧吧。”母親把撲克洗得嘩嘩脆響。“我的兒，不是做孃的沒教導你。你可是花樓街的女孩子。蛤蟆再俏，跳不到五尺高。是我害了你們，我受騙了，揭了紅頭蓋，才看清嫁到了花樓街。”

父親眉頭一揚，抿了一小口茶。

“好好。那我倒要與你理論一番了。你說是上當受騙，那媒人——”

吉玲喝道：“又來了！不鬥嘴沒人把你們當啞巴的。”

四姐正在家裡，說：“喲，這婊子養的家裡又出了個管事的小媽了？”

母親說：“四丫頭，我告訴你：你媽我沒當過婊子！”

就是這種家庭！這種德性！

吉玲說什麼也要衝出去。她的家將是一個具有現代文明，像外國影片中的那種漂亮整潔的家。她要堅定不移地努力奮鬥。

＊＊＊

在淘汰了六個男孩之後，吉玲基本選中了郭進。

郭進的父親是市委機關的一個正處級幹部，母親是醫生，老家是浙江，南方男人面板白，會燒菜，沒有大男子主義。郭進本人是市歌舞團電聲樂隊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