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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職位。（4）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加入共產黨的）國民黨員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5）同時中共中央應當經常仔細地研究國民黨所依靠的社會階層中發生的各種程序和軍閥中的社會重新組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694—695頁。這實際上就是要共產黨員不要出頭露面，而是以支援國民黨左派的方式進行工作。無疑，這是要共產黨在處理與國民黨關係時採取妥協的政策。

此時，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氣焰更加甚囂塵上。

繼是年夏秋之交戴季陶丟擲反對國共合作和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義1925年六七月間，戴季陶先後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其內容反映了資產階級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其排斥和打擊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領導權的輿論準備。史稱“戴季陶主義”。之後，11月，鄒魯、林森、張繼、謝持等十餘人又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即西山會議派。，他們以非法的國民黨中央第四次執委會的名義，透過了取消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者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之共產黨員、解除鮑羅廷顧問職務等多項反動決議。會後，他們在北京等地設立偽國民黨地方黨部，在上海成立了偽國民黨中央，公開走上勾結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反對統一戰線和破壞革命事業的道路。

共產黨人聯合國民黨左派迅即開展了反對西山會議派的鬥爭，許多人撰文批駁其分裂活動和言論。

12月20日，張國燾在《嚮導》發表了《一封公開的信致國民黨全體黨員》，文中駁斥了西山會議派攻擊共產黨員的反動言論，說明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為了與國民黨共同進行國民革命，並不是為了共產黨的一己私利，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密切結合是革命成功的惟一保障。他表示“我們是願意和一切忠實的國民黨革命分子，長久合作的”。

他的文章從整體上來看立足點是正確的，對西山會議派的駁斥也是有理有據的。但文章中已隱約暴露出右傾思想。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們是為革命而加入國民黨的，既沒有變國民黨為共產黨的野心，也沒有壟斷國民黨黨務的陰謀。反因為革命潮流太緊張了，我們有時力量不及，不能儘量為國民黨服務，倒是很覺得慚愧。”至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只是為了督促和指示同志們在國民黨內特別努力工作，因而對於“所有國民黨的主張，只有積極贊成，從沒有掣肘過，所以，這個黨團作用，不但與國民黨無損，而且是與國民黨有益的”。

與其他共產黨員同期發表的文章相比，張國燾在據理力爭的同時，也有不少消極的解釋，暴露了對國民黨右派的妥協心理。這種心理雖然有他自身認識的原因，也與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及在上海的維經斯基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的態度不無關係。

在對於西山會議派的態度問題上，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產生了分歧。

在廣州，毛澤東、陳延年、周恩來等準備採取強硬的態度，他們在撰文揭露西山會議派反動面目的同時，還建議中共中央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給右派以沉重打擊，並且提出了“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鮑羅廷最初也同意這種主張。

但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等在維經斯基指導下，卻認為西山會議派的出現有使國民黨分裂的可能，這將影響到廣東革命政權的鞏固，力主採取讓步政策。在維經斯基促動下，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還親自在蘇聯領事館與從西山會議派分離出來的孫科、葉楚傖、邵元衝商談國共關係問題，並達成七項協議。其主要內容是：　中國共產黨以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繼續與國民黨共同努力，但不包辦國民黨事務，不排斥國民黨中的忠實黨員；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領導機構中的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陳獨秀、張國燾還表示希望孫科等人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為此推遲了預定召開國民黨二大的時間。

之後，陳獨秀寫信給中共廣東區委，要他們組織歡迎孫科等回到廣東參加大會，選舉國民黨中央委員時要儘可能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羅進去。

為了使參加國民黨二大的中共黨員能夠貫徹中共中央的意圖，陳獨秀還派張國燾前往廣州指導參加國民黨二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團的活動，極力糾正所謂過左的偏差。

這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