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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其中去廣東的最多，有聶榮臻、葉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範易等11人；王一飛、顏昌頤等3人留在中央軍事部，負責日常工作，由顏昌頤任技術書記。

在上海開辦訓練班，建立了2000人的戰鬥隊；並派人到孫傳芳的部隊去作調查，蒐集情報，開展兵運工作。

向馮玉祥國民黨派出調查員。

11月21日，張國燾在《嚮導》第136期發表了《反奉戰爭與革命民眾》一文，闡明瞭他作為中共第一任軍事部長對戰爭與武裝的見解。

針對當時正在興起的反奉戰爭，文章首先提出，“戰爭是人類的惡魔，是全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繼而指出：　軍閥間相互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挑撥、引誘和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結果。但這次反奉戰爭不同，由於奉系軍閥投降英、日帝國主義，破壞了“五卅”以後全國形成的對帝國主義的巨大壓力，使帝國主義重新囂張起來，所以，反奉戰爭已超過了直奉軍閥之戰的界限，成為有國民軍、國民革命軍以及民眾勢力參加的反奉戰爭，並且以民眾做後盾的國民軍和國民革命軍是這次戰爭中反奉的主力軍。這一點是與歷來戰爭不同的。

張國燾在文章中還進一步闡發了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關於武裝民眾的思想，提出了以民眾武裝的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見解。他指出：　“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裝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工具，惟有民眾武裝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這次反奉戰爭，“若沒有民眾的武裝勢力參加，這次戰爭便又是軍閥的相互戰爭。所以民眾積極參加反奉戰爭可使軍閥的相互戰爭成為民眾反奉戰爭，就是民族解放的戰爭；而且民眾參加的結果，革命民眾才能漸次武裝起來，民眾武裝起來的結果，才能對外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才能肅清軍閥，成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眾武裝。”這就是說，只有民眾參加的戰爭才會改變戰爭的性質，使軍閥戰爭成為民族解放戰爭；民眾只有武裝起來，才能戰勝國內外敵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這個觀點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當時中共對民眾武裝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陳獨秀、張國燾、任弼時、楊之華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等出席會議。中共中央軍事部向會議作了報告，其中強調，廣州的軍隊是一切國民革命軍的基礎，廣東省的軍事部要特別注意已經部分地掌握在黨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農民中現有的武裝組織應置於黨的直接監督之下，幫助他們進行軍事訓練；北方應在國民軍中建立秘密的基層組織，成為黨在該部隊的代表。會議在所作的《關於軍事工作決議》中，肯定軍事工作是黨完成政治任務不可缺少的一環，指出當前軍事工作的綱領是：　一、對軍隊、鄉團、民團、商團、土匪等武裝組織進行調查研究；二、在南方的廣州政府和北方的國民軍中積極進行工作，促使國民革命軍的成立；三、應特別重視廣東省的工作，同時在全國其他地方成立秘密軍事組織，對工農進行初步的軍事訓練；四、大力開展青年士兵聯合會組織；五、在反動軍隊中秘密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頁。

軍事部成立後，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右傾思想開始在黨內日益抬頭，使軍事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響，僅僅限於調查研究和蒐集情報，還沒有建成一個強有力的軍事指揮機構，軍事工作也未積極地和切實地加以實施。

十八　執行妥協政策

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後，國民黨內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老右派，先後成立了北京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樂部等反共小團體，公開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國民黨內支援國共合作的左派。由他們製造的反共磨擦直接影響了國共合作的正常進行，在一些具體工作上，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不時發生糾紛。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共產黨人接受了維經斯基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與國民黨左派結成密切的聯盟，贊助和支援國民黨左派同國民黨右派鬥爭的策略。

但共產國際鑑於五卅運動後革命潮流低落，工人階級處於孤立地位和國民黨右派明顯的分裂傾向，於9月28日發來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遵循下列原則立即審查同國民黨的相互關係：　“（1）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2）黨團不應發號施令。（3）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