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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建議中國共產黨在5月召開中央委員會擴大全會，討論有關國共合作和工會工作等問題。這樣，5月10日至15日，在維經斯基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擴大的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議透過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s。y工作與c。p即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共產黨。關係議決案》、《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農民兵士間的工作問題議決案》。決議提出：　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國民黨工作時，要“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而不是在左右派之間起調和作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頁。；“凡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不但是使先進的無產階級內心攙入混亂的種子——產業的無產階級，是我們黨的基礎——而且使無產階級自己的階級鬥爭要發生很大的困難，各國的先例很多，不僅止此，在中國的情狀看來，更使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裡的力量減殺。”《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頁。

據會後在5月20日刊登在《中國共產黨黨報》上的一篇題為《此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之意義》的文章所談，這次會議有三個重大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　我們在國民黨中和在國民黨外，做種種複雜的工作，即在比我們強大的黨，很容易有不偏於左傾即偏於右傾的危險，何況是我們這毫無經驗的黨。因此，我們越發感覺在國民黨工作的重要，便越發感覺認識國民黨及鞏固我們黨的重要。第二個意義是：　勞動運動尤其近代產業工人運動是我們的黨之根本工作，我們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若忽視了這種工作，便無異於解散了我們的黨。第三個意義是：　青年運動也是黨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黨及s。y在此項工作上都做了種種錯誤，不可不急於糾正。”《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頁。

張國燾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完全是一副謙遜的樣子，積極參加會議的工作，在審查報告和擬定決議時，發表了不少意見，但態度誠懇，從不提中共三大的爭論。結果他得到了與會大多數人的同情。這當然令他高興。不過，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認為這次會議“無異於接納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的主張”張國燾：　《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329頁。。從這一點來說，他認為自己是最終勝利的一方。

鐵路工會的恢復和發展，引起了北洋軍閥政府的注意。

1924年5月初，直係軍閥北京衛戍總司令王懷慶發出通電，要求北京政府通令查禁“過激行動”。

5月13日，湖北共產黨組織秘密機關被湖北督軍蕭耀南派軍警查獲，逮捕了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和幾個工人。楊德甫被捕後叛變，供出了全國鐵路總工會在北京的機關地址和負責人。

北洋軍閥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漢路局密函後，立即通知京師警察廳嚴密查究。

5月21日凌晨，京師警察廳派出偵緝隊前往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秘密機關進行搜捕。總工會幹事彭子均、李鳳林不幸被捕，鐵路工人名冊和許多黨的檔案以及來往信件均被搜去。隨後，偵緝隊又在臘庫十六號杏壇學社內逮捕了張國燾和他的妻子楊子烈，並搜出中共三大檔案及信函多件。

張國燾等人被捕後，遭到了野蠻的審訊。據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報》報道：

張等被捕後，即拘於鷂兒衚衕偵緝隊中，現據偵緝隊中傳出訊息，連日對張等嚴訊，惟並無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偵緝隊已開始拷訊，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張國燾起初還能挺住。他抱著僥倖的心理，否認自己就是鐵路工會的總幹事張特立。當敵人問及共產黨鼓動鐵路工運等問題時，他也裝作不知道。

但是，從總工會會所和他的住所搜出來的大量檔案和信件卻暴露了他。在李鍾英為中共中央的代號。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敵人查出了沿海省職工聯合會、蘇維埃華工總會致全國鐵路總工會函，函中稱張國燾為總幹事。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張國燾只好承認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張國燾和楊子烈又被押往京師警察廳。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張國燾寫下了這樣的供詞：

張國燾，號克仁，二十五歲，江西萍鄉人，北京大學肄業。曾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