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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一樣的美國談判人員，即是從這一實力地位出發來劃定遊戲場地界線的。遊戲之初，美國便為它在政治上處於敏感地位的農業與紡織品市場爭得了免受自由貿易規則約束的權利，實際上是將其置於被高度保護的地位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製訂後的頭二十年，美國談判人員想當然地以為，美國其它工業在競爭上佔優勢，所以就自由開放了美國的市場，而沒有要求貿易伙伴相應地開放。然而，當進口在20世紀70年代末急劇猛增時，美國的外交家們態度強硬起來了。在諸如小汽車和彩電業這些領域，他們要求日本等國家的出口商“自願”實行剋制，並強烈暗示在美國建廠是明智之舉。這種方式既蠻橫又虛偽，等於一邊享用著保護主義的禁果，一邊不斷宣揚自由貿易確有好處。我們的貿易伙伴自然感到十分憤慨，但他們沒有多少選擇。美國消費者，即便受到限制，也是城裡主要的買家。另外，不管怎麼說，所有的出口商都需要美國的航母特混艦隊在地球上保護他們。美國因進口而失去工作的政治支持者本來在施加壓力，要求採取保護主義措施，這種騙人的把戲卻降低了這些壓力。

然而，美國談判人員更想採取的方案是極力推進外國市場的開放，制定對富有競爭力（或影響力）的美國工業和公司特別有利的規則。這是一種明智的政策，但實行起來卻會帶來稀奇古怪的結果。由於美國拒絕考慮任何工業政策或經濟戰略方面的意見，並將這一點視為原則問題，所以它的談判日程大都是憑機會和緊張頻繁的公司遊說所決定的。因此，當司法部長還在控告美國菸草業在吸菸的致癌效果方面誤導公眾的時候，美國菸草工業這個極富競爭力的產業在開放全球市場方面卻爭得了美國貿易代表的支援。有些評論家簡直搞不懂，不知道美國為什麼想出口癌症。

智慧財產權保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這方面的整個概念顯然是西方式的。世界其它許多地方的看法認為，我們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有人認為自己全憑個人就能發明並擁有某個特定的思想，會被看作是自私自利。但是，這卻是美國高技術工業的生命線。美國談判人員表示，應當最優先考慮將有力地保護專利權與版權納入國際貿易規則中去，並且要嚴格執行。再舉一個例子。製造飛機或半導體這類戰略產品的公司，反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將投資要求作為進入其市場的一個條件強加給它們。美國談判人員成功地消除了把這種要求納入全球貿易規定的可能。另外一個顯示美國外交技巧的例項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當時日本銀行看上去好像要把國際儲備都捲走似的。主持《巴塞爾協定》談判的美國財政部要求銀行在決算表上增加核心資本。這樣不僅為美國銀行剷平了遊戲場地（因為美國銀行對資本的要求一般比日本銀行高），而且還對大量購買美國財政部的鈔票有促進作用，而當時正是美國急需籌措資金填補赤字之時。

20世紀80年代有一個時期，不獨是日本的銀行，連它的電子、汽車、鋼鐵和機械公司均在主要世界市場上居於領先地位，似乎日本大有可能馬上要把這場遊戲從美國手中奪走。但是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以協議達成的地點紐約廣場飯店得名）中，美國說服日本重新估定並調升了日元的幣值，從而引發了一系列最終導致日本泡沫在1992年破滅的事件。此事與冷戰的結束以及美國股票市場在20世紀90年代的暴漲，共同消除了這場遊戲到底屬於誰的疑慮。與市場資本主義相連的自由民主，已證明自身是理想的國家模式。由福山提出的這一歷史終結論點，演化出了一種重要的推論：美國式的市場資本主義會起到榜樣的作用，誰忽視它就要自冒風險。在這種模式中，公司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股東的收益。管理人員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是透過大量給予優先認股權連在一起的，這樣就可以把管理人員的工資提高到生產工人的400多倍（1980年為40多倍），因為人們認為高階經理人員在商界相當於體育界的大牌明星。政府的作用是解除管制，搞私有化，然後就走開，別再干預。首要的一點是，解除束縛的自由市場被看作是最佳資源分配者和發展動力。

由於這一模式使生產率增長的幅度估計為33％，而且似乎打破了20世紀90年代的商業週期，所以對前文提到過的華盛頓一致意見形成了強有力的支援，後者已上升為發展中國家致富之路方面佔統治地位的看法。從這一角度看，發展中國家應該向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