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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對我說過，歐洲和日本都不會反對美國實行這樣的政策。布什政府決定棄而採取徵收反傾銷稅的辦法，一是出於政治上想迎合鋼鐵工會的願望，因為後者喜歡那種選擇；二是出於想避開任何含有工業政策意味的東西這種市場基要主義經濟觀。對這個行業的問題作出反應當然沒錯，但反應的方式卻在國外引起了巨大的負面反應，損害了美國的信譽。正值它自己要求進行新的貿易自由化談判之際，美國卻簡單行事，將其成本轉嫁到其它出口國的頭上。以這種方式對政治問題做出反應，直接違背了它自己提出的自由貿易原則。

奇蹟之源

全球化其實還有一面，這一面我是透過切身經歷體會到的。首次接觸是1958年，我乘船從紐約去阿姆斯特丹到歐洲去當交換留學生之時。我們的航程共十天，船費大約相當於今天坐七、八個小時飛機的錢。如今我還記得看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和運河周圍每一個可以想到的地方都停滿了腳踏車時那種詫異的感覺。那時我才16歲，幾個月前剛剛得到自己的第一部汽車。可是，這裡連老奶奶都在騎腳踏車。我在阿姆斯特丹登上開往瑞士巴塞爾的火車。作為一個鐵路人的孫子，我很高興地發現它在由蒸汽機車拉著跑，我在家還從來沒見過這東西。在我要住的阿爾卑斯山腳下那個瑞士小村莊裡，我逐漸習慣了正沖澡時熱水突然沒了的現象，還學會了每天去食品雜貨店買東西。由於冰箱太小，盛的東西不夠吃一天以上。那時候的歐洲，說它窮，窮得和發展中國家不一樣；說它富，富得和美國也不一樣。

1964年，我到日本去讀研究生，時間差不多是諾曼·麥克雷在《經濟學家週刊》上首次宣佈日本“奇蹟”的時候。可是在我看來，它根本不像什麼奇蹟。那裡的交通工具主要也是腳踏車，不是汽車。我和妻子租了一套日本朋友所謂的“豪華”公寓房間，裡面沒有熱水，沒有浴缸，沒有煤氣灶，取暖用煤油爐。夜裡，我們睡在鋪在地板上的床墊上，洗澡得去公共浴室，煮女兒的尿布用一隻類似本生燈的火爐，出門戴薄紗口罩，以防吸進東京的有害空氣。我們從來沒看見過富士山，直到坐著汽車專門去觀光才看見它的真面目。我們的日本朋友一週工作六天，從來不休假，居住狀況類似美國人說的野營。但是，日本也不是很窮，可它遠不如歐洲富，更別說美國了。

兩年後，我回到荷蘭，在美國駐鹿特丹領事館當副領事。八年的歲月帶來了驚人的變化。腳踏車、摩托車和汽車來了，火車全換成了內燃機車和電氣機車。隨著北歐天然氣田的開發，這個迅速發展的行業正在往住房裡安裝中央供暖系統。那種古怪的小食品雜貨店也正讓位於超級市場。不久，我明白了富起來的主要因素。總領事告訴我，我的主要任務是促使美國在荷蘭投資和荷蘭向美國出口，同時要跟蹤鹿特丹港口的情況。當時還不叫全球化。法國作家讓－雅克·塞爾旺－施賴貝爾在他寫的一本暢銷書裡稱為“美國的挑戰”。不管怎麼叫法，投資資本流入歐洲之後，工廠建起來了，可以吞進原材料、吐出預定運往巨大的美國市場的成品了，鹿特丹也隨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國際貿易和投資正在使荷蘭人和其他歐洲人真正富起來——以美國人那種方式。

1972年，我住到了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擔任斯科特紙業公司歐洲銷售部的經理。在我絞盡腦汁為斯科特公司在歐洲各個不同國家的業務制訂統一的銷售規劃時，逐漸對利用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創出歐洲全新經濟力量的歐洲領導人產生了極大的同情和欽佩。1976年，我再度被派往日本。這次到了那裡後我發現，麥克雷關於奇蹟的那番話最終還是對的。交通的變化令人難以置信；由於人們都在家自己安裝大浴盆，公共浴室正在迅速消亡；一週工作的時間降到了五天半；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雖然說過，日本造不出任何美國人會買的東西，但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盈餘照樣很大，而且還有上漲的趨勢。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國駐東京使館工作。他誇耀說，他在敦促日本向美國市場出口方面，比我敦促荷蘭出口搞得好。

我成為里根政府的貿易談判代表時，與日本的貿易赤字已升至158億美元，美國年度貿易赤字總數為270億美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許多分析家說，這麼大的赤字是無法支撐的。商業部長馬爾科姆·鮑德里奇交代我說，我的任務就是要減少這一赤字。1986年，我們與日本的赤字已達550億，年度總赤字攀升到了1500億。我失敗了，這一點十分清楚。於是我離開政府，打算寫本關於貿易談判的書碰碰運氣，根本沒料到美國的貿易赤字（嚴格地說是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