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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優從浙東天童山回到北京之後，再沒給我打過電話，所以我一直認為，她與信誠一切都好，兩人正沉醉於甜蜜的愛情生活。那時我正在設計小說的結尾，那結尾便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寫出這樣團圓美滿的結尾對我來說，早就心儀已久，在此之前我的多部小說皆因結尾不讓讀者舒心痛快而屢遭詬病。無論《一場風花雪月的事》還是《永不瞑目》，還是《死於青春》，主人公均在纏綿相愛之後，死於非命。

而《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愛人》和《玉觀音》之類，雖然人物苟活在世，也是有情男女，天各一方。最好的結局要算《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和《便衣警察》了，但男女主人公雖然破鏡重圓，心裡也是各懷恩怨情仇，讀者大多也能看出，那種美滿似難持久。所以我一直憋著要寫一部真正的團圓喜劇，以免讀者對我蓋棺論定。優優與信誠的故事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在祝福他們的同時，也寫下他們的幸福供讀者分享。我甚至想象萬一那位電視劇投資商被“海巖”二字衝昏頭腦，冒險拍下此片，那結尾一定是優優和信誠帶著他們的孩子乖乖，倘祥嬉戲於藍天碧水的海邊，而此片最後光明的結尾，就定格於他們臉上燦爛無憂的笑容。

但在這個結尾尚未完成之前，我半夜三更接到了凌信誠的電話。他在電話裡的聲音非常焦急，焦急中還帶了些少見的憤怒，憤怒中又包含了情不自禁的沮喪他沮喪地告訴我優優跑了，時至深夜還未回家。他詳細地說了優優離家出走的過程，自我辯解的同時又夾雜了對優優的批評。他說他沒想到優優的個性如此之強，脾氣如此之大，一言不合，摔門就走，這日子長了可怎麼過呢。凌信誠的這個電話，再次把我對愛情能夠持久的幻想，無情打破，讓我深感男女之間性格衝撞，日久生厭，甚至柴米油鹽，經濟糾紛，這些才更加真實，更加永恆。

凌信誠訴說完了，抱怨完了，還是希望我能幫他找到優優，勸她回來。我說優優並沒打電話給我，我也不知她的下落，她會不會去醫院她大姐那裡了？會不會去她姐夫那裡了？她姐夫不是開了一個店嗎。凌信誠說這些地方他都找過，也打電話問過，他們都說沒有見到優優。

於是我一邊答應他明天儘量去找，一邊站在優優的立場，做些緩解矛盾的工作。

我說據我觀察，優優對你有很深的感情，但你也要為她想想，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守著一個一見她就發神經的孩子，她究竟有多少耐性，究竟能承受多長時間，總不能對她要求過高。另外，你們兩人相處，你是強勢，她是弱勢，她經濟上要依賴於你，你又是男的，她在你面前惟一剩下的，惟一敏感的，只有自尊。她因為自尊受傷而離家出走，你應當理解，應當寬容。我的勸說讓凌信誠在電話裡沉默下來，沒再為自己辯解理論，在結束通話前他向我表示，優優回家以後，他可以向她賠禮道歉。

第二天我是透過阿菊找到優優的。阿菊已經不在醫院陪護優優的大姐，因為優優大姐已經出院，住到優優姐夫開的店裡去了。優優姐夫拿了凌信誠給的二十萬元投資，本來雄心勃勃，要重演志富火鍋尚未實現的神話，但自從他倒了幾次手機，間或還做了幾次“倒賣人口”的“髒活兒”——為一個在北京開酒吧的仙泉老鄉從仙泉招了幾名坐檯小姐，賺了幾筆“不賺白不賺”的小錢之後，已經徹底蛻變成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分子”了。我對優優說到“機會主義”這個詞時優優居然沒有聽懂，這是老詞，已經多年不用，源自毛澤東在井岡山打游擊時期的著作。毛主席說：機會主義就是這裡有利就到這裡去，那裡有利就到那裡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我對優優說，你的姐夫就是這樣的“機會主義”分子。他看到北京的網咖生意很火，便立即放棄了他的火鍋理想，在酒仙橋那邊開了一家網咖，做起了少年兒童的生意。那網咖也起名叫志富網咖，剛剛營業，生意挺火。錢志富就住在網咖後面的一間平房裡，優優大姐出院後也住在那裡。凌信誠還把公司裡一輛八成新的奧拓汽車，讓姐夫開著，又單給了大姐三萬塊錢，讓大姐把個家安得像模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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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出了院，阿菊卻沒失業。優優本來想再求凌信誠也幫阿菊找份工作的，但阿菊自己有本事，在醫院就地取材找了個挺美的差事。這差事並不是留在醫院，而是到一家裝修公司去當秘書。裝修公司的老闆是個工頭出身的江蘇人，那一陣割闌尾住在大姐隔壁，和阿菊互相對眼交了朋友，沒出三天便親口許願，並且一出院就說話算話地將阿菊帶走。

我先在那間“志富網咖”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