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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冤假錯案的披露，群眾要求揭露和改正錯誤的勢頭愈來愈猛。在這種情況下，蘇共如果再把過去一切錯誤的責

任全部推給貝利亞就愈發難以自圓其說了。赫魯曉夫在討論提交　20　大的有關報告的內容時，向主席團提議，應當在總

結報告中設專章說明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問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馬林科大對赫魯曉夫的這一提議

表示反對。他們聲稱：“這可不是你的個人報告，而是整個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接著，赫魯曉夫又建議，應當從

二三十年代曾是黨的幹部、其後受誣陷而此刻已平反的人當中，選出兩三名，讓他們在大會上發言。他還特別提名阿。

斯涅戈夫和奧。莎圖諾夫斯卡婭兩人。莎圖諾夫斯卡婭曾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做過多種工作，目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負責調查斯大林時期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等問題。他的這一動議同樣遭到主席團大多數人的否決。卡岡諾維奇的理由是：

“你這是要讓當年的被告來審判我們呀。”

1956年　2月　14　日，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出席大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以及來自世

界　55　個國家和地區的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團。與前幾屆代表大會不同的是，大會主席臺上沒有懸掛斯大林的畫像。

赫魯曉夫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接著，他向代表大會作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

赫魯曉夫在報告的第一部分“蘇聯的國際形勢”中，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等三個理

論問題，並認為這是不可分割的三個方面。關於兩個體系的和平共處問題，赫魯曉夫說，這是列寧提出的原則，這個原

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國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它不是出於權宜的考慮，策略的考慮，“而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

原則”。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應有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也不想用“輸出”革命的辦法去推翻其他國

家的資本主義。它只能在兩個體系的和平競賽中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吸引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赫魯曉夫在講話中還肯定，中國和印度兩國總理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目前條件下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相互間關係

的最好準則。

赫魯曉夫在報告中就防止戰爭的可能性問題說道，過去馬克思主義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原理的基礎是，當時帝國主義是無所不包的世界體系，反對戰爭的社會政治力量軟弱，組織得不好。現在社會主義

已經成為強大的力量，還有一批擁有數億人口的其他反戰國家。因此，“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各國人民保衛和

平的鬥爭越積極，防止新戰爭的保證就越大”。

關於不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問題，赫魯曉夫以列寧關於不同民族走向社會主義將具有不同形式的論斷為根

據，指出二戰後出現的人民民主國家事實上已走上各自的獨特道路，中國和平改造工商業以及南斯拉夫經濟管理和國家

機構的特殊形式證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同內戰聯絡在一起。在

歷史條件有了根本變化的情況下，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也有可能透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

“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三條原則與斯大林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內外政策的理論有所不

同。斯大林對戰後國際局勢的估計及對蘇聯總路線的概括是：在兩個陣營對立的條件下的“一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

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完全針鋒相對，戰爭隨時都可能爆發，時刻要提高警惕。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只能以蘇聯為中心，

服從蘇聯的指揮，實行一種模式，否則即離經叛道。蘇南關係的破裂，以及與蘇聯“列寧格勒案件”

相呼應的在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代克等國進行的一系列清洗，都是斯大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體現。斯

大林去世後，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新領導主動結束了同南斯拉夫之間的衝突，與奧地利締結了條約，參加了日內瓦

四國首腦會議，同德意志聯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