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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兩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發冷。只要不寫思辨段，我就基本沒事了。上了一週的班，我覺得比想象的要好過；正如老美說的那樣，“A　job　is　a　job”。我沒有理由說它比當肛門科大夫更壞。我現在乾的事，就叫做當了“寫手”。

我坐在辦公桌前寫一段思辨文字時，時常感到一陣寒熱襲來，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紙上寫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對主人公、對他所在的環境、對時局、對一切都極盡挖苦之能事。此種情形就如在家裡時感到性慾襲來一樣——簡單地說，我坐不住。在一個我仇恨的地方，板著臉像沒事人一樣，不是我的一貫作風。這段文字到了審稿手裡，他用紅墨水把它們盡數劃去，打回來讓我重寫。他還說：真叫調皮——可惜你調皮不了多久了。對於這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也許應該理解為威脅。這位審稿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頭髮花白，臉像橘子皮。眾所周知，我們這裡每個人都犯過思想錯誤，所以雖然他說出這樣意味深長的話來，我還是不信他能把我怎麼樣。審稿說：我也不想把你怎麼樣——到時候你自己就老實了。從我出了世，就有人對我說這樣的話。而直到現在，我還沒見過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終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麼使這些人端坐在這裡寫這樣無趣的東西，並且不停地呷著白開水。我自己喝著最濃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麼難熬，每週也就這麼一天嘛。我說過，G組一共有七個人，都在同一個辦公室裡。除了審稿坐在門口，其他人的辦公桌在窗邊放成一排。靠著我坐的是兩位女士，都穿著棕色的套服，戴著茶色眼鏡，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來歲。另一位面朝我坐，有三十多歲。我說自己從出世就沒見過真章，那位三十來歲的就說：在這裡你準會見到真章，你等著吧——而那位四十來歲的在椅子上挪動一下身體，說：討厭！不準說這個。然後她就高聲朗誦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面上是請大家聽聽怎麼樣，其實誰也沒聽。不知道為什麼，這間房子裡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麼樣。

這間房子裡的每個人都有不尷不尬的毛病，只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議用代號，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贊成。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只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著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柺杖了。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板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閒著，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說，在公司裡做事，感覺還可以。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麼好。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別的管理制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有耳聞，並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面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制度。對於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制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制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制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麼。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麼。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只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麼，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麼。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麼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裡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簾子。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簾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面睡著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面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態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上，彷彿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開，彷彿遮上也不好。這件事純屬古怪。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