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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有一種電影裡要上刑場的仁人志士的偉大莊嚴的表情。

杭得放一直住在爺爺那寬敞的院子中，由會畫畫的華僑奶奶、驕傲的黃娜哺育成長。父親本來就住在郊外雲棲茶科所，一個星期才回來一次，後來又出了國，兩年多沒見人影了。母親黃蕉風和婆婆一起住羊壩頭。她這個人心寬體胖，無心無事，兒女像朋友一般地對待，想起來了看一看，有時候一個星期也不照個面，所以得放不覺得母親是可以談心的物件。他和爺爺奶奶倒是能說上一些什麼的，但華僑奶奶比較資產階級，得放便只和她談生活和學業，不和她談思想。後來奶奶出國去了，他連生活和學業也無須再與人談，只與爺爺談談思想便可。在家族中，少年得放目前崇拜的物件也只有兩個——他的爺爺杭嘉平、他的堂哥杭得茶。

高中才上了一個星期的課，杭得放就已經看清了形勢，摸清了底牌：一個班的位使者中，被重點培養的物件亦不過三人。其一為一高幹子弟，其二為一工人子弟，其三便是他杭得放。之所以如此排坐次，並非他杭得放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少年杭得放，聰明過人，心高氣做，但頭腦清醒。他明白，論真才實學，他是當仁不讓可以排第一的，可是論出身，他能排上第三也就相當不錯了。

他曾經像一個大男人一樣地分析過自己：是的，他有一個民主黨派政協委員的爺爺，一個具有全部日本血統的家庭婦女奶奶和一個具有一半日本血統的茶學專家父親，還有一個華僑畫家的繼奶奶以及一個教師母親。說句誇張一點的話，他的家就夠得上組織一個聯合國了。當然，還有另一種成分的排列法，比如太爺爺是一名辛亥革命老人，爺爺是一位愛國人士，父親是一名抗日英雄，母親是一個歸國華僑，旁及大家族，又有革命烈士數人。但是，和那排第一的女高幹子弟董渡江和排第二的工人子弟孫華正相比，他不得不感到心虛，不得不顯出底氣不足。他那顆敏感的心靈，總瀰漫著一層說不出來的危機的陰影。儘管從小學到高中，每到關鍵時刻，他都沒有落下。掛紅領巾、當大隊長、升重點中學。但人團，他小小年紀，就有危如累卵之感。他能從人們的信任的目光之中，發現某一種尚未言說出來的困惑。

這正是杭家後人杭得放和他的祖父杭嘉平看似相像實質大不一樣的原因。一句話，如果嘉平是希臘，那麼得放就是羅馬。

如果他們看上去都是那樣的與眾不同，那麼，青年杭嘉平的所有努力，在於從那個整體秩序中廝殺出去，以個體的形象衝擊社會，以對舊有制度的拒不認可為最高原則，以盜火者為最高使命，以叛逆者為最高榮譽。少年杭得放的所有努力卻恰恰相反。他渴望參與集體並打人集體的核心，他是以順從為手段，以認可為目標的。在他的少年血液裡流淌著兩種成分：一是熱愛，熱愛黨，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熱愛一切教我們去熱愛的事物；二是鬥爭，鬥爭帝修反，鬥爭地富反壞右，鬥爭封資修，鬥爭一切教我們去鬥爭的。熱愛加鬥爭，等於革命。而革命是不用論證的。最遠大的終極的東西，是人家早已為我們考慮好的，就像我們一生出來就有父母一樣，我們抓唄落地，撲通一聲，順理成章地就掉在那隻金光燦燦的思想的托盤上了。

所以少年杭得放的真正痛苦，不是叛逆的痛苦，而是認同的痛苦。沒有人知道，他的少年早熟的心靈總是繃著一根弦，他擔心，恐懼，攪得內心世界惶恐不安。從上中學開始，他就迅速地發現了什麼叫陣營，什麼叫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在任何地方都存在著左、中、右，在少男少女組成的班級中也分成幹部子弟、一般人子弟和出身不好者子弟。他懷著一種近乎地下工作者的警覺，每一次都成功地打人左派，但每一次他都疑惑著，都以為別人暗暗地把他劃在中間。他恐懼著那種中間的感覺，就像他以為小業主比資本家還差勁，中農比地主還可疑一樣，他覺得中間比兩邊都平庸，而且更危險，甚至更不安全。他形容不出來落在中間的那種上不上下不下的懸置感有多麼可怕。那時他已經知道希臘寓言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了，他覺得，“中間“就是一把隨時會落到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為了避免落人“中間“這個深不可測的陷講，他自己努力地在任何地方都出類拔革。考上高一的那一年，他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寫了人黨申請書。這份申請書他只給幾乎混飩未開的妹妹迎霜看過。妹妹是他的崇拜者，她也非常努力，可惜能力有限，從上幼兒園開始就是個中間人物。她無限敬仰地看著哥哥，向他取經說：“有什麼辦法才能做到像你那樣的進步呢？我的學習成績，在班裡已經進人前十名，但他們還是不給我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