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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等不同的字樣。

從家裡出來，杭嘉和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低垂著目光，兩臂護在膝前，大手中握著那把祖傳寶物，它靜悄悄地躺在他的懷裡。壺在土中深埋了幾十年，一點也沒有變化，壺是屬士的，大地保護了它。

壺藝家杭窯借國際茶文化節，在中國茶葉博物館辦了一個個人壺藝展。今天他們這一行人，是作為杭家人的代表，專程替茶博館送這把壺去的。“內清明，外直方，吾與爾偕藏“，他們決定讓這把家傳之物參加杭窯的壺藝展，算是祖先對晚輩的福廕。展覽結束之後，他們將把此壺捐獻給茶博館。也就是說，把這把壺永遠珍藏在杭家先人曾經長眠過的地方。

中國茶葉博物館於1987年在吳覺農先生九十壽辰祝會上，由中國茶界著名人士聯名簽字倡議籌建，遍察中國茶區，最終決定，館址設在杭州。

選擇具體方位的時候，江南大學文化史教授杭得茶，也被市政府提名為顧問之一。但他教學工作很忙，有好幾次選址活動他都沒有機會參加。直到最後一次。繼承了父親事業的茶學專家杭迎霜給他打來電話，他才知道，茶博館最終有可能選在他們杭家從前的祖墳所在地。

“你不覺得這很有意思很有些神秘嗎？”迎霜說。

得茶知道迎霜是在用這種口氣掩飾她那多少有些激動的心情。1978年，杭家一下子歸來了三個人——已經被打人死牢的杭得茶、在勞改農場中留場的羅力和逃亡在外的杭迎霜。杭得茶作為英雄，在大學受到了隆重的禮遇；羅力徹底地被平反了，寄草親自把他接回城中，破鏡重圓，他們收回了房產，在小院子裡安度晚年。杭迎霜考人農大茶學系，畢業後才與李平水結婚。研究生畢業之後，不管她願不願意，她就作為一個專家進人了政界。

迎霜此刻的這個訊息多少讓得茶吃驚，同樣為了掩飾自己的潛在的心理活動，他也用輕鬆的口氣說：“從文化民俗學角度看，風水術不過是人對自然界山水地貌的評估罷了，所以我們杭家老祖宗看中的地方恰恰和人民政府看中的地方不謀而合，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迎霜問大哥，他對這一選址持什麼態度。得茶說，他當然將投贊成的一票，並且相信這一票將能夠代表爺爺。作為世紀老人，爺爺已經成為杭家人的牢固紐帶，他的認可依然是舉足輕重的。

反過來得茶問迎霜怎麼看，迎霜笑了，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黃昏裡的貓頭鷹，我現在研究和建議的是兼併、破產，市場競爭和國際接軌，如果有一天讓我親自出馬，我要讓我的企業只剩三分之一的人員。所以我是個萬人嫌，你是個萬人愛。比如我看到的茶就和你看到的茶完全不一樣。你看到的是那幢漂亮的供人品茶說閒話的博物館，我看到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步履維艱的茶葉貿易。我在破，你在立；我在批判，你在讚美；我在摧毀，你在建設——”

“——所以我們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得茶堵住了迎霜貓頭鷹式的歌唱，自八十年代中後期茶葉貿易進入低谷之後，他們常常就茶事爭論：一個說不要再總是唱讚歌翻老黃曆了，中國雖然是茶的故鄉，但1886年對外出口十四點三萬噸，直到將近一百年後的1984年，才超過這個數字，印度早就走到我們前面去了。從茶葉市場的狀況來看，品牌混亂，出口疲軟，企業倒閉，價格不一，茶山荒蕪，假冒偽劣產品不斷，進行治理乃當務之急，歌功頌德，懷念先人，不妨往後靠一靠再說吧。

得茶聽了這話，耐耐心氣，細細解說：歌功頌德也是解放生產力的一種手段，要實事求是，不要搞教條主義。從歷史上看，多年來的大力呼籲和埋頭苦幹，被實踐證明是可行的。本世紀初華茶不也一度陷人嚴重危機嗎？所以才有吳覺農先生的呼籲：中國茶業如睡獅一般，一朝醒來，決不至於長落人後，願大家努力吧。正面的鼓勁和反面的批評一樣都是同等重要的。現在出口貿易不好，我們多做宣傳，開啟國內市場，也是一條茶業自救的道路。不管怎麼說，我們和一百多個國家有著茶葉貿易往來，我們的茶葉產量，始終排在世界前三位嘛。

迎霜聽了放聲大笑，說大哥你到底還是不是個歷史學家啊，怪不得這些年你專著出得那麼少。得茶聽了也放聲大笑，說小妹你不是一向最佩服浙東學派的經世致用嗎，黃宗親算是世界級大史家了吧，他還提出農商皆本呢。史家若能和吳覺農說的那樣即知即行，恐怕中國的事情就要好辦得多了。

三年之後的1990年10月，茶博館試開館之時，首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也在杭州開幕了。那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