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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身處要職，能使他了解許多事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償因素，於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時期，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危機不斷——柏林牆事件，豬灣事件和阿登納阿登納（1876—1967）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1949—1963）主張西歐聯合對抗蘇聯。政府的垮臺等等，負有使命的康韋爾處理這些棘手事件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務，是向國內報告西德政治形勢和陪同兩德高階代表團訪問倫敦。這兩方面的任務使他有機會私下會見英國內閣成員和高階官員，詳細瞭解英國政治體制，併為他後來構想情節複雜的“馬戲團”的陰謀活動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圖片馬戲團、馬戲、小丑）

建造柏林牆的時候，軍情六處要他及時報告事態發展的情況，並幫助有價值的東德情報人員逃離蘇聯的控制，這是一項有風險的任務。

叛逃西方的譯碼員

這時，康韋爾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寫作了。他在最初的兩部小說《召喚死者》（1961）和《出色的謀殺》（1962）裡，塑造了一個日趨成熟的英國間諜，名叫喬治·斯邁利。康韋爾承認他與斯邁利之間有著一層奇特的關係，因為斯邁利不僅在年齡上與他父親相仿，而且無意之中被描寫得有點像他父親。

（圖片柏林牆）

50年代後期，在英國最出名的驚險小說家當首推伊恩·弗萊明。詹姆斯·邦德歷險的書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當時人們普遍擔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邦德在同蘇聯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中，成為一貼理想的鎮靜劑。弗萊明傳遞的資訊是，英國仍然能成為強國。但康韋爾憑藉他所獲得的涉及上層社會動向的第一手資料，則認為英國已經衰敗。從某些方面來看，《召喚死者》是對邦德超常的男子氣概作出的一種反應。康韋爾討厭邦德，稱他為“最高階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聽眾》的採訪時他否認這樣一種說法：

誰說《召喚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說？

那是胡說。當時我沒精明到能做這樣的事。我寫我瞭解的事，寫我在柏林目睹的緊張形勢。我從自己的外交生涯中採擷一些用得著的素材。周圍有許多報紙可供我看。

斯邁利與邦德迥然相異，正如他妻子在《召喚死者》中所言，斯邁利“平凡得令人驚訝”，實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溫和，他似乎把一大筆錢花在一些極不合身的衣服上。”斯邁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澀難懂的17世紀德國文學，並願為此貢獻畢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斯邁利離開了情報機構，從而能有時間關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學從事學術研究。1947年他被情報機構召回。康韋爾塑造的一些人物與許多真實的事件有聯絡。譬如《召喚死者》中把斯邁利重返諜報工作崗位的原因說成是：“由於渥太華的一位年輕的譯碼員提供了不少情報，所以需要一批有斯邁利那樣經歷的人”。現實中的那個譯碼員名叫伊戈爾·戈贊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並提供了蘇聯向英國情報機構滲透的情報。他還在這部小說裡多次提到了核能間諜克勞斯·富克斯和唐納德·麥克萊恩。

斯邁利和康韋爾一樣，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兩人在政治觀點上尤為接近。正如康韋爾在1980年2月對《觀察家》所解釋的那樣：

（斯邁利）參與反對蘇聯的戰鬥確實是一種理智的行動。我認為我們倆的立場是一致的。他覺得投身於反對任何“主義”的鬥爭是表示了一種姿態，這種姿態實際上是意識形態的，因此，如果說得體面點就是一種攻勢。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愛的天性擱置一邊。

發瘋的世界

1963年康韋爾第三部長篇小說《冷戰諜魂》出版。這部小說給他帶來了聲譽，從而促使他離開了外交部，成為一名專業作家。他在《冷戰諜魂》中注入的激情，遠比前兩部小說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羅尼的可恥行徑扭曲了的個人生活，在他的創作中激發出了一種少見的特質。他也承受了政治壓力，在使館裡他不斷收到電文，警告說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康韋爾承認《冷戰諜魂》是一部充滿抱怨的小說，與弗萊明的小說完全不同。“我是說這個世界，透過報紙意識到，有大量陣線不清的冷戰專家、叛徒、間諜和越境分子存在著。文學奉獻給讀者什麼？這個壯實的伊頓公學校，友似乎確實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個棉花糖形象。”

對比之下，《冷戰諜魂》的情節更多地涉及諜報活動的道德準則。在這一段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