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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他對課程訓練中的某些荒唐之舉，諸如利用最初在布魯塞爾建立的戴姆斯·布蘭奇斯組織很不滿。那個組織的成員是一群坐在窗前一邊織毛線一邊數軍列車廂，估算德軍集結動態的比利時婦人。這門老掉牙的課程中還包括從計程車司機和理髮師之類的老百姓那裡蒐集情報、建立情報網的方法。雖然有教材，但卻散發著一股子外行做戲的強烈氣味。學員們一致認定這種情報網太落後了。最後，莫格里奇被調到謝佩島，核查德軍入侵法國時潰逃的法國軍隊的情況。他在那裡獲得了比較實用的保安工作經驗。

（圖片老婦女坐在窗前或織毛衣）

艾恩賽德將軍被撤職

莫格里奇的下一個工作是在倫敦奈勒大樓內的統帥部值勤。隨著德國進攻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他漸漸陷入千篇一律的事務裡。值班軍官的職責就是守在電話機旁，隨時準備發出德國進攻的警報。萬一德國果真進攻英國，他們就要立刻警告總部。隨後總部就會對廣播大樓和電話局之類的通訊樞紐展開大規模的保安行動，並把一些人員調往弗吉尼亞湖邊的一座構造特殊的地下指揮部，在那裡設立緊急行動中心。此外，莫格里奇的職責還有參與防止敵國間諜打入總部的反間諜工作。

莫格里奇不喜歡他的行伍生涯。“我不受人歡迎，”他記得，“我被趕出了那個鬼地方是因為我的說話方式太特殊的緣故。”然而事實上他是一個機敏過人的人。他在奈勒大樓最引人注目的行動就是調查總司令員恩賽德將軍——巴肯筆下的理查德·漢內的原型——此人和某些法西斯組織有著頗為可疑的神秘糾葛，後來他被撤了職。

在大空襲中，莫格里奇常會穿越因爆炸和防空炮火而被照亮的街道，走在倫敦黑暗空蕩的馬路上。有時候，格雷厄姆·格林是他的同伴。格林還會和他一起去“風車”劇院看戲。那裡的觀眾無聊乏味，上演的全是低階庸俗的戲。莫格里奇覺得格林之所以喜歡格調不高的東西是因為他偏愛觀看惡魔戲的緣故。這種悲涼的心態在他的許多作品中肯定有突出的體現。格林還告訴莫格里奇，只有內行人才知道在“風車”劇院裡坐在何處才能獲得最佳視角。

莫格里奇注意到空襲時格林在冒險外出之前都要作特別的懺悔，這使莫格里奇心裡很不安。他覺得自己好像手握一張三等車票和一位重要人物一起乘坐頭等車廂旅行。他心想，格林一定會升天堂，而他則要入煉獄。莫格里奇從認識格林起就注意到，他對他的小說中描繪的激情抱有一種特殊的超脫態度。在他看來，格林對待日常生活的態度也頗為相似。當他偶遇格林時，常常發現他臉上有一種完全與世隔絕的神情。伶牙俐齒的莫格里奇有一次公開說格林是一個想當卻當不成罪人的聖人；而他，莫格里奇，則是一個想當卻當不成聖人的罪人。這句廣為流傳的評語激怒了格林。莫格里奇說：“格林的觀點是如果你出賣你的祖國，那沒什麼關係——但是如果你出賣你的朋友，那就大有關係了。他總是說他寧願住在俄國，我看他準是瘋了。這肯定不是真的。”至於格林筆下描繪的秘密情報處，莫格里奇對此也有他的非常深邃的看法：“我認為以特雷弗·威爾森（一名軍情六處辦案軍官）為原型的《人性的因素》是一部三流作品。他最優秀最真實的間諜小說是《我們的人在哈瓦那》。”

（圖片倫敦被空襲後的廢墟）

莫格里奇遇到的一個軍情五處的官員是借住在本廷克街一幢地下公寓裡的蓋伊·伯吉斯。伯吉斯和莫格里奇只見過一面，但印象深刻。如今莫格里奇把伯吉斯形容為：“經受道德折磨的邪惡的化身”。伯吉斯在空襲時常常沒完沒了地發牢騷，莫格里奇認為他說話過於隨便。例如，他知道伯吉斯把D日計劃隨身帶到了美國。大多數時間他和基姆·菲爾比的公文包裡都帶著秘密計劃。儘管伯吉斯得了某種頑症，但莫格里奇並沒有感覺到他身上有任何陰謀氣息，他只是散發著一種腐朽衰亡的氣息，象徵著一個階級和一種生活方式的結束。

非同尋常的審判

莫格里奇的第一個任務是在1940年10月出席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法官私人辦公室裡進行的一次非同尋常的審判，由於他在統帥部裡的新上司羅斯·埃特金森上校對軍情五處管轄的事務很有興趣，他列席旁聽了那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審判。

美國外交官泰勒·肯特和俄國流亡者安娜·沃爾剋夫受到破壞安全罪的指控。安娜的父親，海軍上將沃爾剋夫曾是沙皇俄國大使館裡的最後一任海軍武官。俄國革命之後，他們父女倆流落英國，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對面開了一家俄國茶館。安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