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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癱子村是一點直接好處也沒有，無私著呢。住窩棚子，一天啃一個冷得像石頭一樣的饅頭，下苦力，連根鹹菜也嚼不上。累垮了，抖抖身上的雪，再爬起來，一聲也不吱，接著再挑再搬。要是眼下的娃們，身子骨早扛不住垮了。當年咋不著累呢？心中像揣著一把烈火啊！看見插得一堤的紅旗就熱血沸騰啊，老念著挖啊挖啊，河治馴了，日了就順了，如今河真的服貼了，絕大多數人都不遭災了吧。可我這麼多年真的就是盼著別治了，就留著癱子村別治了。你千萬別當我這是醉話，這有兩種可能啊：一個是我這個糟老頭子真的發瘋了，老瘋了，越來越戀著泡在洪災裡的日子，與災鬥啊。我有時覺得災好，災中見人心呢。有些東西比災難更毀人呢。年青的那些年，那麼苦，人活得可真是蓬蓬勃勃，互親互愛哦。”

我暈乎乎的腦子突然電光石火似地冒出另一句話。一個春節期間，我返鄉時，父親給我講了一個冗長的故事。細節我早已忘卻，只有一句話牢牢地留在了腦子裡：“一九五三年，在我家草屋後的桃樹下，餓死了四個路過的人。樹上肥肥壯壯的桃子卻沒少一個。”想起了這個極端的場面，我有時會全身發冷、打著寒顫。我不敢想像這個場面。我想我若是那個在桃樹下餓得奄奄一息的人，看著陌生人家肥紅的桃子，我會不會去摘？那種刺破了人道主義的道德約束是否真的有意義？一個農民卻不去想，他的心中或許有一線道義的底線，線外的東西他想都不會去想。

“我估摸著癱子村裡有這想法的人並不少。因為許多人都見過城鎮的人際關係，都見過外面的勾心鬥角。他們怕。只是他們墨水喝淺了說不出，爛在心裡了。”梅子孝接著說：“第二個，我咋覺得這治河，越治得越有些不對味兒了。這淮河上下竟建了五千多個水庫，你截一灘水、我堵一盆水，澆灌的都是自已的一畝三分地。把水性子徹底弄亂了，為啥？水流不起來了呀，水不流咋行啊，我總覺得這弄得忽澇忽旱的，跟這有關。別把我當這瞧風水的眼睛是瞎迷信，名堂深著哦。我這話可是犯忌呀，那些水利專家聽了，肯定恨不得把我剁啦。剁就剁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句不留到明天。”

梅子孝說著，激動起來：“不過，這癱子村遲早得搬哦。《三國》裡講個天下大勢，啥叫天下大勢？天下大勢就是不容你不跟主流走啊。我只盼著在我死了以後搬。別讓我眼睜睜地瞧著梅祠變了誰都不敬的廢廟，那樣我沒膽子下地見祖宗。”

我醉乎乎地拍著他的肩膀問：“子孝叔，你這怪老夫子，哪來的這麼多奇談謬論？你哪來的資訊呀？我是研究歷史的，聽著都覺得稀罕。”梅子孝說：“你以為你子孝叔跟他們一樣，是個橫豎不吃的粗人啊？我是三天兩頭跑街上，買報紙看，我餓死也不會不看報的，只是現在報紙都是橫排的，看久了眼疼。還是看我架子上豎排的線裝書好，習慣又過癮。你研究啥歷史？你子孝叔就是一部血生肉長的歷史。”

我是被誰揹著離開梅子孝家的？我已記不清了。後來他們說我那一天酩酊大醉，用酒瓶子又摑傷了子孝叔的頭，還抱著桌腳嗚嗚地哭著，哭得莫明其妙地心傷。對這一說法，我將信將疑，因為在我的生活經歷中，我並未有醉後失態的記錄。姜斯年教授曾欣慰地講，與他的另幾個弟子相比，能控酒後舉止是我“唯一可嘉之處”。其實，那天我心裡亮堂，我感覺到揹著我的人，一腳深一腳淺地走得很不齊整。傍晚，一陣陣微冷的風往我的脖子裡猛灌，一身的雞皮，彷彿有一種力量把我的雙腳往地底下拽著。他背得很是吃力，在村口巨柳下，他歇了下來。

“你是哪場大災中瘸的腳呢？”我還曾嘻笑著問他。他彷彿沒有回答。我還清醒地記得他從巨柳的根上直起身子，重又揹我上肩。那一瞬，我一抬頭看見了正落在淮河對岸屋頂的落日，血一樣地殷紅殷紅。呀，真美。

郭建輝被抓了。

當夜，鄉政府大院裡關於郭秘書被捕細節的多個版本，就像一縷神秘兮兮的光線迅疾遊移在各戶的門縫間。平日裡萎萎的幾個女人一下子抖擻起來，興奮地竄來竄去。一說是郭建輝正在宿舍矇頭熟睡，兩個威猛的縣檢察院幹警一腳踹開房門，老鷹叼小雞般地把他擒出被窩，扔進警車就呼嘯而去。瘦條條的郭建輝嚇得尿順著兩根細腿直淋，還尖著嗓子喊“救命”。旁邊的女人立刻就補充說，不是喊“救命”吧，是喊“饒命”。大家進而演繹了郭建輝趴在地上嘭嘭磕頭的鏡頭，仍覺得餘恨未消。另一些女人對這個說法嗤之以鼻，說，如今的幹警辦案已沒那麼粗暴啦。再說郭建輝城府挺深，什麼腥風惡雨沒見過，哪至於如此失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