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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但別的隊,如等部等車等送電影院的,叫“站輪子”,幾個人是站輪子,幾十個乃至幾百個人也是站輪子。一天又一天,我發覺小街這兒越來越不對勁:站輪子的人越來越多,紅房子的家屬也先後出現,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燈下打發瞌睡。人們越到越早。起先我5點鐘趕到,總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後來漸漸成了第十幾名終於,要變成4點半起床再變成4點鐘起床終於,就沒有蛋賣了!不過到了那時,買肉已經要站輪子,買豆腐正開始站輪子,緊跟著,節奏快如急急風的鑼鼓點兒,買青菜也要站輪子凡是買吃的都要站輪子凡是與吃有關的都要站輪子凡是與活下去有關的,都要老老實實站輪子。來了,來了,這回飢餓真的來了。重慶人管它叫“饑荒”。饑荒這時候,一點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來得那麼明目張膽,那麼窮兇極惡,沒等我們從對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憧憬中回過神來,饑荒便如龍捲風,將每一家人卷出門,捲上街變成各類輪子,捲進一個溫飽生死已經難以料測的嚴峻時代。
那個時代,票證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記得起的證,就有糧證、煤證、柴證、菜證、白糖證、餅乾證、煤油證票就更多,僅僅糧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國糧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嬰兒,所以還有奶粉票,到奶粉都供應不出時,就增加一種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證呀票呀,都是用來購買每天要吃要用、沒有了就活不下去的東西。至於想買那些即使沒有也能活,不過就是活得有點尷尬的東西——比如能吃的東西像豆腐啦,粉絲啦,海帶啦什麼的,則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東西像火柴啦,鬧鐘啦,鞋子啦,枕頭啦,門鎖啦,菜刀啦什麼的,就要憑工業品票;抽菸的男人還發一種煙票,關於什麼證可以買什麼東西,什麼東西應該用什麼票證,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絕不識字的尖腳老好婆也斷斷不會搞錯了去的。錯不得,一不小心搞錯了,就有麻煩。比如去站肉輪子,在前後左右的人堆中連夾帶擠好不容易,三兩小時後終於捱到肉案子前,賣肉的把手一伸:“拿來。”如果那顧客,竟陰差陽錯遞出張煤票或糧票,賣肉的只說得3個字:“票錯了。”便眼皮也不眨隨即抬頭揚聲喊;“下一個。快點快點!”於是,肉輪子就一面向前蠕動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責怪朝那搞錯票的人吼:“還不跑回家換!”或是“住得近不嘛?換回來趁肉鋪子沒關,趕忙重新站兩個鐘頭輪子嘛!”
除了上學,找大部分時間都在站輪子。因為二哥考入四川大學,已經躊躇滿志奔成都,頂著一頭黑髮讀書去了,可可還在幼兒園住著,鍾家就沒什麼壯丁可以出陣。妹妹無論怎麼爭取,我也堅決不准她上街站輪子,深怕她被人擠了踩了,於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掃地包下來——那正是我平生最感頭痛之事。而站輪子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麼苦差,反正手中有本書。那個時代,我讀得最多的是劇本。
媽媽的私人藏書除了數學理論,幾乎全是劇本。我先從老舍的《茶館》讀起,然後讀曹禺,讀郭沫若,讀完又讀湯顯祖、關漢卿讀完中國的讀外國的。媽媽的外國劇本比中國劇本更豐富:從埃斯庫勒斯到莎士比亞、蕭伯納、莫里哀、席勒、契訶夫應有盡有。我就一個劇本接著一個劇本讀,一條輪子接著一條輪子站,簡直感到其樂無窮。
第二十五章
我的小哥哥將我的心挽進一層一層的詩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讓人有時想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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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哥從廣州來時,背上斜掛一盒小提琴,還使根柚木扁擔,挑著兩個白藤箱閃悠閃悠走進大院開箱後,我見一頭裝了滿滿的書,另一頭是對鑄鐵啞鈴。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結實,是一塊一塊成板狀的。我就很興奮,問他的理想是不是參加奧運會舉重像陳鏡開那樣奪塊金牌回來。四哥卻說“不”,說“我的理想是當個詩人,行吟詩人。”
從第一天住進紅房子,四哥就喜歡給我背誦詩篇,還特別交待在聽他讀詩的時分,一定要同時想象詩句描述的意境,說只有由詩句帶入意境又出意境薰陶心靈,才能真正欣賞到詩人美好的情懷。我就頻頻點頭。但是,由於他的普通話難聽得嚇人,帶著極為原始的廣東腔,我要一面聽一面在心中隨即翻譯成普通話,所以,往往顧得上詞義就顧不上意境,就不但無法欣賞詩人的情懷,反而把自己的神經弄得緊張兮兮的。廣州話,我已經一句都不會說,但聽起來還沒忘光,有時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唸的是什麼,有時就讓我徹底糊塗。比如有一次,四哥帶我去嘉陵江邊散步,說:“妹妹,你喜歡汽缸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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