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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醉漢那樣踉踉蹌蹌、東倒西歪

塔拉斯思付：“那幾年，他一直把這本書帶在身邊，在他拿來還給我之前，已經反覆讀了不知多少遍。”

塔拉斯踱回屋子中央，發現電話機上的紅色小燈一閃一閃發出訊號，這表示有人打電話給他而接線員以為他在睡覺。塔拉斯於是與接線員通話，接線員告訴他，幾分鐘之前一位大衛·塞梯尼亞茲先生給他來過電話，但是得知他可能睡著了，只要求轉告說某人給他打過電話。

“請接到他那邊去，”塔拉斯對接線員說。

塞梯尼亞茲在電話裡說：

“我睡不著，喬治。我在屋裡打轉轉。”

“由於某種奇怪的巧合，塞梯尼亞茲君，我也同你一樣悶得慌。大概是春天的緣故吧。我這兒有杯子和冰塊，要是你能帶一瓶”

“只要二十分鐘我就來。”

其實他頂多只花了十五分鐘。他們喝得不太多。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刻能夠互相作伴，兩人心裡都覺得踏實一些。時間—個鐘點—個鐘點地過去，一瓶酒還是喝完了，他們看見晨曦照亮了春天公園裡的樹葉。兩人言語不多，不談別的，單談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或關於對方的，或關於雷伯的，以前，在王的秘密的明影籠罩下，他們彼此保密，互相隱瞞，如今那個時代早已過去了。

他們甚至不想打聽王可能在哪裡，儘管他們並不知道。一星期之前，在麥迪遜大街那個班子的協助下，塔拉斯對他自己輯錄的法律條文彙編作了一份詳細的註釋交給雷伯。從那以後一直沒有訊息。塞梯尼亞茲知道得更少，自從在埃克斯昂普羅旺斯分手之後，就再沒有見過他。

他們兩人對此並不感到意外，情緒沒有受到影響。他們把以往跟雷伯呆在一起的時間統統加起來算了一下，結果發現，在三十五年裡（還差十二小時就是整整三十五年），他們同王會面的時間不過一百到一百二十小時。關於克立姆羅德，如果說到今天還有什麼使他們感到驚訝的，那就是：儘管接觸的時間這麼少，雷伯對於他們兩人一生的影響卻如此巨大。不光是影響他們兩人的一生，還影響到被他改變了命運的成百成千男男女女的一生。在這一點上，他們兩人看法不謀而合。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們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要是十小時或十二小時之後他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所建造的這臺巨大的機器仍然會運轉，生產出毫無用處的財富，因為他根本不把這些財富放在心上。

實際上，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機器照這樣運轉下去，今年（1980年）的一百七十億美元十年以後就會變成三百或四百億，到本世紀末還會更多。這種狀況委實荒謬，卻是可能的，或許是非常可能的。只要允許這樣興旺發達的局面存在的制度到那時還沒有崩潰。

“我們討論起哲學來了。”塔拉斯說。“現在可不是時候。我們應該洗個淋浴，把衣服穿好，塞梯尼亞茲君。否則，到時候我們會心慌意亂的”

“我們果然心慌意亂了，”塔拉斯說。“如果你的緊張程度只有我的一半，我已經要打心眼裡可憐你。”

他至少還有勇氣和力量自我解嘲。塞梯尼亞茲則不然，他已經面無人色。

將近九點鐘，出租汽車把他們送到第一街。聯合國大廈入口處恰如平時一樣熱鬧；插著國旗的轎車依次停在環形車道上，讓代表們下車。

塞梯尼亞茲首先看見的是迪耶戈·哈斯。

這位小個子的阿根廷人獨自倚牆站在哈馬舍爾德（注：達格·哈馬舍爾德（1905—1981），瑞典政治家，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圖書館旁，一對亮閃閃的黃眼珠子望著陸續到來的人群，目光充滿輕蔑和嘲弄。塞梯尼亞茲幾乎想暫時丟開對哈斯的反感，向他走過去打聽一下他知道些什麼訊息。“不過他什麼也不會告訴我。”塞梯尼亞茲後來說。“如果他有話要轉告我或喬治，早就把口信帶到了。他肯定看見我們到達，卻裝做沒看見。”

五月五日看來可能象晴熱的夏天，儘管東河上罩著薄霧。塔拉斯和塞梯尼亞茲走向勒科爾比西埃（注：勒科爾比西埃（1887—1965），原名夏爾·讓內雷，法國著名建築師，1946年參與聯合國大廈的設計工作）設計的三十九層玻璃和鋼架結構的大廈入口處。

但是他們沒有進去。他們在自由之鐘前面等候。

“這個阿諾德·巴姆要什麼時候來？”

“再過二十分鐘他應該到了。我的天哪，大衛，瞧！”

塞梯尼亞茲朝塔拉斯所指的方向望去，目光在越來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