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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勸越拗，越打越硬，越關越跑，認準了的事就要一條道跑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也不回頭！

我想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換位置想，讓我處在三姐的位置，雖然我們長得很像，但是在嚴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親的一頓春餅，幾句好話就能讓我丟盔卸甲，在美食麵前，我往往變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誰想，就能當的。

我的三姐變成了牌子，守在門口，一輩子沒離開家。變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時候為我們遮擋了不少風雨，不少紅衛兵小將在這塊牌子跟前望而卻步，使我們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當然這都是後話，是另一篇小說裡的內容了。

回過頭再說王利民。

父親從工廠回來說，織布廠的車間成了王利民糾集工人聚會的場所，有事沒事工人們常到辦公室來找他，把好端端的辦公室變成了烏煙瘴氣的“窮雜之地”。有王利民撐腰，工人們進入辦公室就顯得理直氣壯，說話直門大嗓，隨便地抽菸放屁，動作也很誇張，全沒了規矩。王利民跟他們勾肩搭背，表現得很“普羅”，商量事情也不避諱職員們，所談內容只有一個，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對。

兩個廠，六個車間，十六個小組，推舉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個因為機器軋了手沒來，九個都齊了。王利民就跟他們商量反對裁員，反對減薪的策略，說工廠是大家的工廠，大家吃飯穿衣，養家餬口，都跟工廠牢牢地系在一塊兒，勞工神聖，廠子裡的事情應該是工人說了算，不是資本家說了算……

我父親坐在旁邊聽，心裡很不是滋味，裁員減薪的主意是他提出來的，因為這個惹出了麻煩，他覺得很對不住老同學，就偷偷把王利民們商量的情況告訴老同學。用現在的眼光看，我父親應該是個地地道道的工賊，資本家的忠實那個……有關這段經歷，解放後父親從未談及過，雖然怹老人家成了新中國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統戰物件，畢竟有過這樣的不光彩。虧得父親在“文革”前就過世了，否則“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扣在他頭上是一點兒不冤的。

那階段，北京不但織布廠，造紙廠、發電廠工人都在鬥爭，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反對裁員，舉行罷工！

全北京電車停開，電燈不亮，連賣豆腐腦的也罷了市！

資本家和工人代表要進行談判。

王國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進行談判。

王阿瑪和織布廠的工人代表談判地點就在盛義廠。工廠大門裡，太陽光底下，兩張桌被併成一個長條，一邊坐著王阿瑪，一邊坐著以王利民為首的工人代表們。王阿瑪覺得很彆扭，對王利民說，有話咱們到家裡說，到辦公室說，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

王利民說，這裡很PRO（英語簡略，“大眾”意思），　也很透明，這是再好不過的談判地點。

王阿瑪說，我跟你，在這兒……我還是不習慣……

王利民說，我跟您，現在不是父子關係，我的背後是六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阿瑪說，這麼說你跟我是對立的了？你現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對立了，我揍你個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們不幹了，他們高喊，反對資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親回來跟我母親學說白天談判的經過，我們家的人聽著都覺著新鮮，老張在旁邊說，兒子跟爸爸對立了，這世道什麼事兒都有。

王阿瑪怪可憐的，下棋兩邊的子兒還一樣多呢，這倒好……下老虎棋，老虎一個，羊一大群。這不是談判，是逼宮！

母親說有話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過來姓王，調過去還姓王，王阿瑪是我們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鬧僵了，掰不過來更麻煩。母親讓父親找市面上的“說和人兒”去勸勸，母親認為“說和人兒”調解這些事比較有經驗。父親說那個王利民放話了，這不是他們爺倆的事，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母親說，那他們能不能不鬥爭？

父親說，好像不能。

母親問談判的結果怎麼樣，父親說條件不少，主要是不許王阿瑪單方解僱工人，裁減工人必須透過工會，還要保證工資按時發放，不得無故拖欠、降低……母親說，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張說要按這些條款，他早應該罷工，我們家已經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錢了，打過了八月十五父親就再沒給他開過薪水。父親說，工廠是工廠，家裡是家裡！

老張說，它道理一樣不是。您欠我工錢，我是看在三太太（我母親）份上，沒跟您計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