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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被推翻，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被終結。

評析：

時勢造英雄。傑出的歷史人物只有把握大勢，順應潮流，為國家為民族建功立業，並善始善終，才有可能成為“一代天驕”。蔣介石在孫中山蒙難時，挺身而出，前往“永豐艦”輔佐處在危難中的革命領袖，順應了大勢，他自己也展現了革命勇氣與才能，從而得到孫中山的信任，為自己在政壇上叱吒風雲作了重要的鋪墊；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蔣介石順應大勢，在成就這一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地位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而提升。

順勢不定是一帆風順，也不強求一貫正確。由於種種原因，自己在一時一事上，或者在一個階段，實行了錯誤的方針政策，能夠及時地調整，使之合乎天時與民意，也是識時務的一種表現。比如，“九&#8226；一八事變”後，由於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使日軍步步進逼，導致民族嚴重危機。這是對國家與民族來說，無疑是犯罪。然而，華北事變後，尤其是“七&#8226；七”事變後，蔣介石開始調整對內對日方針，實行聯共抗日的方針，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並以比較積極的姿態抗擊日軍的侵略，這有功於國家與民族，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全國民眾，都擁戴他的領袖地位。

逆潮流而行，時勢所造的英雄，也將會成為時勢的棄兒。在軍閥橫行、帝國主義肆意掠奪的時代裡，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全國各革命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軍閥的殘暴統治，趕走帝國主義勢力。然而，蔣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勝利之時，竟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毀於一旦。蔣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與人民群眾為敵的位置；抗戰勝利後，人民期望和平建國，以休養生息。可是，蔣介石卻在美國的扶持下，發動新的內戰，把廣大民眾重新推向戰爭的深淵。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動。在國民黨準備發動內戰的時候，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宣告說，誰挑起內戰，誰就是人民的公敵，全國共討之。蔣介石違背民意，天怒人怨，蔣家王朝最終被人民革命所推翻。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蔣介石說是被革命力量推倒的，倒不如說，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博篇第12節　以空間換時間（1）

以空間換時間，實行片面抗戰的消耗戰

蔣介石在準備抗戰的過程中，確定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指導方針，其內容既包括了以退為守的無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戰的方針下打持久消耗戰的打算。

事例：

“九&#8226；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後，中日兩國間的全面戰爭的趨向越來越明顯。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攻勢，蔣介石不得不進行對日戰爭的準備。戰爭準備不僅要進行國防建設、軍隊方面的戰備，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確的戰略方針。中國到底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戰略方針，不僅執政的國民黨最高當局在思考，積極主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在醞釀，而且一批具有濃厚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也在議論，後來成為蔣介石的重要戰爭指導思想的以“空間換時間”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識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傅斯年在《獨立評論》撰文指出：“中國在開戰之初，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援，支援越久，對我們越有利。”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適給教育部長王世傑寫信，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他說：“我們必須要準備三四年苦戰。我們必須咬定牙根，認定在這三年之中我們不能期望他國加入戰爭，我們只有期望我們打得稀爛而敵人也打得疲於奔命的時候才可能有國際的參加以援助。”“必須使政府與軍事領袖深信長期苦鬥為不可避免的復興條件。”

蔣介石聽說這事後，十分感嘆，對張治中說：“了不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了，他們懂軍事。”１９３５年，蔣介石扼要地表達了他的戰略思想，即：一面呼籲和平，期求集體安全；一面整頓國防，充實軍備，至和平絕望時期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爭取最後勝利。

１９３６年底，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奉命擬訂《民國二十六年底國防作戰計劃》，立足點就是著眼於長期作戰。後來實行的時候，大本營作戰組組長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要實行全面而持久的戰爭，拖到日寇對佔領我國的每一個縣都要出一個連，甚至一個營的兵力來防守戰地，即使日寇在戰術上有某些勝利，而在整個戰爭中它就非垮臺不可”，故而，“不應在一載城一地的得失爭勝負，而要從全盤戰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