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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高過一陣，王阿瑪回身出門，照著正在玩弄“喚頭”的王利民就是一巴掌。王利民脖子一橫，扔了“喚頭”就跟他爸爸瞪眼，我母親趕緊出來，將王利民攏到後院看胖狗阿莉跳圈去了。老張還不知趣地把洋布往王阿瑪跟前湊，王阿瑪看了老張手裡的布料說，唉，比不上人家呀，咱們的杭綢、湖綢是好，就是經緯線頭泡，一毛一大片。

老張說，三爺，您織布廠用的機器不也是外國買來的嗎？

王阿瑪說，機器也分好壞，我那些洋縐雖然也是雙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發展得快，工藝好。說著拿過老張手裡的一塊雪青料子說，比如這個，它經線是雪青，反過來緯線可是藍的。咱們的裡面都一樣，邊也不如人家的齊整。

老張說，那您改呀，隨著他們改。

王阿瑪說，改？再怎麼改，我也比不過他們的連扔帶賣呀。

那天，王阿瑪要跟我父親商量織布廠的生產細節，我父親哪裡提得出半點看法，全是哼哼唧唧的應付，白拿人家的薪水，關鍵時候卻頂不上事兒，連母親也替父親難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張趕緊到四牌樓“瑞珍厚”叫幾樣上好菜餚來。

王阿瑪沒從父親這兒得到任何有利建議，有些窩火，飯也沒吃，在後院找到了他的和狗滾成一團的兒子，二話不說，揪了耳朵就走。

父親紅著臉送到門口，母親覺得歉疚，讓老張提著飯館送來的食盒在後頭攆。

老張從王家回來說，那兒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著眼子趕出了家門口，理由是嫌他的兒子喜歡下九流的勾當。母親說，王阿瑪生了咱們老爺的氣，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張說，那兒子倒也不吝，一絲不掛，門神一樣地站在王家大門口，任著來來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著嗓自我介紹，說他是身後頭這家的兒子，姓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國甫，是“和瑞祥”的東家，“丹楓”火柴廠的董事長……王家門口圍了裡三層外三層，人們指著王家大門嘻嘻哈哈。王阿瑪不以為然，王太太卻丟不起那人，讓僕人拿了條毯子，將王利民裹了，扯進門來。王利民還較真兒，蹦著高說，是你們把爺請進來的，不是爺自個兒要回來的！

母親說，這孩子怎麼是這麼個性情！

幾個春去春來，王阿瑪的生產和生意步履艱難，“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車賣漿者靠攏，把布匹壓到了最低價，有些大路品種，比如陰丹士林布、安安藍布、名駒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進價銷售，等於就是賺個熱鬧。客人進鋪子買布還贈送手巾、畫片、小手絹，就這也是十分的不景氣，偌大個鋪子，有時候一天進來十幾個顧客。與此同時，織布廠的生產也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倉庫裡，讓耗子做了窩。

王阿瑪不甘心，把兒子王利民送到國外去學紡織，想的是兒子學有所成，成為紡織精英，回來為王家的事業添磚加瓦。王利民走的時候很隆重，我母親和大哥代表我們家到火車站去送行，王家人愛排場，僱用了洋鼓洋號隊，幾十號子人在月臺上吹奏“蘇武牧羊”，甚是嘹亮壯觀。王利民在“蘇武牧羊”中走上火車，很有風度地向大家揮手。母親回來說是開了眼，說就是總統出行大概也沒有王家整得這麼氣派，都是“牧羊”那曲子鬧的，把王太太哭得淚人兒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給兒子帶了去，不算託運的行禮，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個大籃子，臨開車還把幾個“天福號”醬肘子從車窗遞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學們送了不少花，嬌紅嫩粉，把王利民映襯得像戲臺上的王三公子，從窗戶往裡望，看不見人，只看見花。我大哥說，王利民的火車車程只有三個小時，他要在天津換船，這一大堆累贅下了火車都得扔。

跟王阿瑪一比，我父親就顯得很窩囊，很無能，我的幾個哥哥甭說出國，連出京也難，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濟大學，家裡硬湊不出費用，只好進了家門口的藝術專科學校。同是日本留學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們家老二的話說是“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他給我父親當兒子，虧了！

如果說一向大而化之的父親這輩子還幹過什麼實事的話，就是給他的同學為織布廠做了一個調查，這也沒辱沒了“生產總監”的稱號，沒虧待數年來從織布廠領的薪水。

父親用考證版本的認真態度給王阿瑪遞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說王阿瑪的兩個織布廠平均的虧損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義廠為最嚴重，76％，照這樣下去，再用不了半年，兩個廠子就得宣告破產。王阿瑪雖說是學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