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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養家責任的女性是在官僚主義盛行的國家中受傷害最深的人群。在新罕布什爾州舉行的一場解放潛能計劃的活動中,一名女性介紹了她的經歷。她和丈夫都是波士頓的執業律師。在她的丈夫突然意外去世後,她帶著年幼的孩子們搬到了新罕布什爾州。她決定開辦一家小型律師事務所,這樣就能兼顧事業和撫養孩子了。但這時候,奧巴馬的醫改法案出臺了,她沒有了保險政策的支援。來到新罕布什爾州後,在新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她無法獲得兒科或者家庭傷害輔導員的幫助。由於負擔不起高昂的醫療保險費和自付額,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事業,轉而在一家大型的律師事務所上班。如今,她的工作時間更長,但賺的錢卻更少,也無法照顧自己的小孩。她告訴我們,她依然無法獲得她們曾經非常依賴的家庭醫生的幫助。
政府本應該為人們提供幫助,卻反而一手毀掉了這個女人的生活。這個女人的生活完全掌握在華盛頓特區一幫不知名的政府官僚手中。他們不對任何人負責,也不是由民眾選舉出來的。他們不僅控制著這個女人的生活,還讓它變得不堪重負。
我從解放潛能計劃中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美國女性渴望對現實問題進行真正意義的對話。每一個對國家重要的問題,跟她們也有切身的利益關係。她們對於這些問題有自己的看法,也願意承認她們還需要從其他人身上學習更多。想要說服女性相信這些,就需要派專人花時間去和她們溝通。於是,我們找到了小區居委會的負責人來跟當地的女性溝通,瞭解她們曾經生活過、工作過以及熱愛過的地方。我非常感謝這86位負責人、250多名志願者,以及105位顧問,是他們一手促成了這個專案的成功。他們舉辦了培訓會、圓桌會議和小型聚會等不同形式的培訓課程。最終,我們與6萬多名選民進行了對話。
我還了解到女性都深諳社交媒體的應用之道。她們願意相信自己認識的其他女性的觀點,無論是在面對面的交談中還是在虛擬世界中。我們透過線上社交媒體,包括臉譜網和推特,與大約14萬選民進行了互動。
最後,我還了解到女性可以成為政界中強大的力量,她們代表了尚未被利用的潛能。她們是積極改變國家和人民的力量,但是這些力量,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未曾真正地有效利用過。在較短的時間裡,用較少的經濟成本,我們已經證明了女性可以決定誰來做我們的候選人,決定誰可以進入華盛頓代表大眾,這並非因為女性也是選民,而是因為她們是真正關注所有問題的人。
最後,在2014年的競選中,“婦女之戰”這種策略失敗了。在很多關鍵的地方,包括科羅拉多州,女性拒絕了民主黨人提出的共和黨人會剝奪女性生育控制權這種瘋狂的言論。對於結果,女性想要的絕不僅僅是一些虛情假意的爭議話題和競選的把戲,女性需要的是具有實際意義的政治辯論。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找到這類辯題,以及開展辯論的主體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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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女性屬於沒有被充分利用的資源。全球各地女性幾乎也都屬於沒有被利用的資源。
2008年,在與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共事期間,我建立了一個名為“婦女同一行動”(One Woman Initiative)的組織,以期充分地發揮出各國女性的力量。賴斯國務卿和我都是因為被幾個月前,前巴基斯坦首相貝娜齊爾·布托的遇刺事件觸動,才決定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我們認為,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和菲律賓等國的婦女在她們所在的國家變革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是在經濟領域,在政壇也是一樣。透過婦女同一行動,我們讓全球各地的婦女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情況下,懂得尋求法律援助;為婦女在創辦小型企業和農場的時候,獲得經濟資助;併為她們在參政議政方面提供相關的培訓。我們總共籌集了1億美元,為那些最需要錢的婦女在開展相關專案時,提供資助。
婦女同一行動背後的理念是讓每一個女性爆發獨一無二的個人潛能,不僅發揮她們在家庭中的核心作用,更是要充分調動她們在推動整個社群進步過程中的重大作用。我一直相信領導者是塑造出來的,而非天生。我是美國領導學院的創始人,這個學校位於南非約翰內斯堡郊外,主要是教授領導學。幾年前,我出差到那裡,為眼前所見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議:多年前處於貧窮弱勢地位的人們,如今已經有人願意相信他們會有所成就。他們眼睛裡都充滿了希望之光,與我在門多塔見到的人們那種無助失望的眼神完全不同。正是這種希望之光,讓我決定要為他們做點兒什麼。也正是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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