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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孔安國用它傳授給魯人扶卿，扶卿官至荊州刺史，才開始稱這部書為《論語》。現在稱為《論語》的只有二十篇，又散失了齊、魯、河間的九篇。原本有三十篇，分散遺失，有的只剩二十一篇，篇目有多有少，文字辭句有對有錯。解釋《論語》的人，僅僅知道用些瑣碎的問題來提問，用些細微的問題來責難，卻不知道追究最早的篇數章目。溫習舊有的知識就能有新的體會和收穫，這就可以當老師了。現在不瞭解古代的情況，怎麼能稱作老師呢？

【原文】

81·11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11），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12），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13），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14），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意，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15），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註釋】

王者：指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這些聖王。

《乘》（shèng聖）：春秋時晉國史書的名稱。

《檮杌》（táowù桃誤）：春秋時楚國史書的名稱。

《春秋》：這裡指未經孔子刪改過的魯國原來的史書。

引文參見《孟子·高婁下》。

歲：指一年的農事收成。

奉始養終：有始有終，概括始終。

據文意，“《尚書》”前疑當有“說”字。

授事相實：根據事實，從實際情況出發。

依違：模稜兩可，沒有事實根據。作意：故意，隨心所欲。

（11）桓公：魯桓公，公元前711～前694年在位。有：通“又”。十有七年：即十七年。朔：陰曆每月初一。桓公十七年：公元前695年。

（12）縣官：參見34·10注。這裡指漢朝皇帝。

（13）公羊、穀梁：公羊高、穀梁赤。參見16·20注（17）。

（14）失：據文意，疑當為“夫”。

（15）據文意“夏”字上脫“冬”字。《釋名·釋典藝》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終而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

【譯文】

孟子說：“聖王采詩的盛事廢除了，《詩》也就不作了，《詩》不作了才會寫作《春秋》。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都是同一類的史書。”《春秋》是魯國史書的別稱，跟《乘》和《檮杌》是同樣的。孔子沿襲舊有的名稱，用來稱呼《春秋》這部經書，不一定有什麼與眾不同的解釋和深奧美妙的道理。現在的俗儒解釋《春秋》說：“春天莊稼開始生長，秋天莊稼成熟。《春秋》這部經書，可以概括一年的始終，所以稱為《春秋》。”《春秋》這部經書和《尚書》有什麼不同呢？解釋《尚書》的人，認為它是上古帝王的書，有人又認為是帝王所做的事，而由臣子們記錄成書的，是根據事實而給它取的名稱，不是沒有事實根據隨心所欲而表現它的奇異。解釋《尚書》的人掌握了這部經書的真實情況，解釋《春秋》的人卻違背了孔子的本意。《春秋左氏傳》記載：“桓公十七年冬十月初一，出現了日食。不寫明紀日的干支，這是史官失職。”說“史官失職”這句話，大概是符合實際的。史官記錄事件，如同現在記錄皇帝言行的書，年月因為還比較大而不容易遺漏，日子則因為較小而容易遺忘。因為寫歷史以記載善惡為主要內容，而不在意事情發生的具體時間。就像《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一樣，日月並不具體，往往是故意這樣做的。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卻故作怪異的解釋；本來是直截了當的記載，卻增添了許多曲折複雜的道理，這並不是孔子的心意。《春秋》實際上也講到了冬夏的事情，書上所以不寫冬夏二字，也和不寫具體的日月一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