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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克里斯默斯被捕後的監獄外面，大陪審團開會時戶外走廊裡，追擊克里斯默斯時的廣場上，總是擠滿了“人們”、“鎮上居民”、“鄉下人”。這些人不單看熱鬧，而且三五成群地議論。在公眾場合是這樣，在家裡也一樣，“在星期一的晚餐桌上，城裡人議論紛紛”（第十九章）。對克里斯默斯事件如此，對早年的海託華事件也沒什麼兩樣。而且，整個小說相當大一部分情節都是從第三者的眼光或民眾反應的角度傳達出來的。因此，小說從頭到尾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傑弗生鎮是一個公眾積極參與、社會輿論強大、相當封閉落後的美國南方社會。很明顯，這個社會的精神支柱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宗教教義的清規戒律。它要求生活於其中的每個人都按它的規範行事，任何偏離其準則的言論舉止都會遭到公眾的議論或譴責。這樣的社會必然保守封閉、對外排斥，成為產生社會偏見和種族歧視的溫床。有時人們會不顧事實，想當然地對事物做出結論：在伯頓被殺的現場，“他們個個都相信這是樁黑人乾的匿名兇殺案，兇手不是某個黑人，而是所有的黑種人；而且他們知道，深信不疑，還希望她被強姦過，至少兩次——割斷喉嚨之前一次，之後又一次”（第十三章）。任何超越他們準則的舉動，出乎他們意料的事實，都會被認為“豈有此理”。克里斯默斯自動地出現在摩茲鎮而被捕，“他這樣做可激怒了鄉親們。一個殺人犯，竟然穿得週週正正，大搖大擺地在街上逛，活像沒人敢碰他似的……他像是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是個殺人犯，更不明白自己是個黑鬼”（第十五章）。這樣一個社會，個人如果不贊同它，就會受到它的壓力，變成雙重性格的人；公眾輿論可能會被引導利用，興起迫害風浪，以致成為滋生三K黨、珀西·格雷姆一類的法西斯分子的土壤。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傑弗生鎮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南方社會。19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和其後的重建時期造成了難以癒合的精神創傷，留下的濃重陰影遲至20世紀20年代仍然籠罩著傑弗生鎮。種族問題，對北方佬的歧視，黑人的權利與地位，仍然困擾著後代。“為了黑人的選舉權問題”，伯頓小姐的祖父和哥哥——廢奴主義者、北方佬，被“從前的奴隸主、在南北戰爭中當過兵的”沙多里斯上校在傑弗生鎮上殺害。埋葬他們的墳墓還不得不掩蔽起來，“這兒的人憎恨我們。我們是北方佬，外地人。……是他們的仇敵”。伯頓還被父親帶到墳前，要她“記住這個。你爺爺和哥哥躺在這兒，殺害他們的不是白人，而是上帝加在一個種族頭上的詛咒……記住我受的詛咒，你母親受的，還有你自己將會受的……這是每個已經出生的和將要出生的白人孩子會受的詛咒。誰也逃脫不了”（第十一章）。歷史的創傷，南北的分歧，時代的怨恨，尤其是種族歧視和迫害，似乎已經根深蒂固，成了永遠無法擺脫的命運。因此，海託華和伯頓的遭遇，克里斯默斯的悲劇，還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重新上演。

當然，人與社會的關係總是兩方面的。人的因素常常是更主要的方面，人對社會採取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往往會引出不同的結果。克里斯默斯的悲劇有社會對他的不公，種族歧視的壓力，但命運的作對卻是註定不變的。“那條延伸了三十年的街道……已經繞了個圓圈，但他仍套在裡面。”在他為社會中的“自我”而苦惱而求索的一生中，他對社會和他人採取了不妥協的頑強態度，可是他自己也忽視了對社會和對自己的瞭解，甚至“他在這片土地上長大成人……對這片土地的真正形態和感受還一無所知。……對大地也必須遵循的不可更改的法則，他仍然一竅不通”。直到他感到周身虛脫無力，才意識到“生存原來是這麼回事”（第十四章）。在海託華和伯頓的情形中，可以說伯頓更多地是歷史創傷的受害者，一個被社會扭曲了的人物，而海託華雖生猶死地虛擲了一生，則主要應由他自己負責。對莉娜來說，她是自然的幸運兒，她總是得到各地鄉親的幫助，傑弗生鎮的鄉親對她也是友善的。正像福克納在他的其他小說裡所表現的那樣，他對南方社會的描寫是客觀真實的，但對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所持的態度，則是相當溫和的。

福克納的語言風格

福克納的文體風格，一向是批評家關注和評論的焦點之一，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不少英美同行和評論家，就他對某些詞語的偏愛或濫用，任意拼合詞語，臃腫繁複的文句以及其他怪癖，都不曾放過。在這些文章中，康拉德·艾肯《論威廉·福克納的小說的形式》一文，相當集中而又中肯地談到了福克納的語言風格。文章發表於1939年1月，今天讀來仍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