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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的確如此”，尤蘇戴莫斯回答。

“除了有益的東西以外，你是不是也把另一些東西叫做善呢？” “不”，尤蘇戴莫斯回答。

“這樣看來，對於任何人有益的東西，對他來說，就是善了？” “我想如此”，尤蘇戴莫斯回答。

“再拿美來說，我們還能按什麼別的方法來下定義嗎？難道我們能把一個身體、工具或你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東西，因其對於一切都是美好的才稱它為美嗎？” “當然不能”，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任何一件事物，它對於什麼有用處，就把它用在什麼上，那就是美了？” “的確是這樣”，尤蘇戴莫斯回答。

“任何一件事物，如果把它用在它所對之有用的事以外的什麼別的事上，它還會是美的嗎？” “對於任何一件別的事都不能是美”，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有用的東西，對於它所有用的任何事來說，就是美的了？” “我以為是這樣”，尤蘇戴莫斯回答。

“再說勇敢，尤蘇戴莫斯，你以為它也是美好的事物之一嗎？” “我以為它是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為勇敢是對最微不足道的事有用嗎？” “當然不是，而是對重大的事有用”，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為處於可怕和危險的事物之前毫無知覺，這是有用嗎？” “決不是”，尤蘇戴莫斯回答。

“這樣看來，那些由於對於這一類事物性質的無知而不害怕的人，就不是勇敢的人了？” “當然不是，因為如果是的話，許多瘋子和懦夫就都是勇敢的人了。” “那些對於本不可怕的事物反而害怕的人怎麼樣呢？” “那就更不是勇敢的人了”，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你以為那些在可怕和危險的事物面前能夠臨危不懼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那些驚慌失措的人就是懦夫了？” “的確是這樣”，尤蘇戴莫斯回答。

“你以為在大難臨頭的情況下，除了那些善於應付的人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人能夠臨危不懼嗎？” “除了這些人以外沒有別人”，尤蘇戴莫斯回答。

“除了那些不善於應付的人以外，還有什麼別的人會驚慌失措呢？” “還有什麼別的人呢？”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雙方豈不都是按照自己所認為應該的那樣應付了嗎？” “怎能是別樣呢？”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不善於應付的人是不是知道他們應該怎樣應付呢？” “毫無疑問不知道”，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末，那些知道應該怎樣應付的人，只是那些能夠應付的人了？” “只是他們”，尤蘇戴莫斯回答。

“那些並非完全錯誤的人怎樣呢，難道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也驚慌失措嗎？” “我想不是”，尤蘇戴莫斯回答。

“這樣看來，那些驚慌失措的人都是完全錯誤的人了？” “很可能是這樣”，尤蘇戴莫斯說。

“這樣看來，那些知道怎樣應付可怕和危險情況的人就是勇敢的人，而那些完全錯誤的人都是懦夫了？” “我看是這樣”，尤蘇戴莫斯回答。

在蘇格拉底看來，君主制和僭主制是兩種政體，但它們彼此很不相同。徵得人民同意並按照城邦律法而治理城邦，他認為這是君主制；違反人民意志且不按照律法，而只是根據統治者的意願治理城邦，是僭主制。凡官吏是從合乎法律規定的人們中間選出來的地方，他認為是貴族政治；凡是根據財產價值而指派官吏的地方，是富豪政治；凡是所有的人都有資格被選為官吏的地方，是民主政治。

當有人在某一點上和蘇格拉底有爭論，但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說明白，只是斷言，他所說的某人，（比蘇格拉底所說的）更聰明，更有政治才能，更勇敢，等等，卻拿不出證明的時候，蘇格拉底就會按照以下方式，把整個討論，引回到原則性問題上去： “你是說你所推崇的人比我所推崇的，是更好的公民嗎？” “我是這麼說。” “那樣，我們為什麼不首先考慮一下，一個好公民的本分是什麼呢？” “我們就這樣做好了。” “從財政方面來說，豈不是那能使城邦更富裕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嗎？” “當然。” “從戰爭方面來說，豈不是那能使城邦比敵人更強大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嗎？” “怎能不是呢？” “作為一個使節，豈不是那能化敵為友的人是更好的公民嗎？” “大概是。” “在議會發言方面，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