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轎車。弗雷戴是一個年輕的俄國人，嘉·奧爾羅夫以前在巴黎就見到過他，他經常到麥熱夫來小住。看來，他是由不正當的生財之道謀生的，他買進一些汽車輪胎和零件，然後轉手倒賣出去。我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他也從山區木屋裡給巴黎打電話，我老聽見他呼叫著神秘的“科默特停車場”。

為什麼那天晚上我要開始同弗雷戴攀談呢？也許因為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他目光真誠坦率，神情天真活潑，臉上總是無緣無故地掛著微笑。他對別人很關心，不停地問長問短：“您感覺怎樣？”“您要不要暍杯酒？”“您與其坐在這把椅子上，還不如坐到那張長沙發上去呢！”“您昨天夜裡睡得好嗎？”……他眼睛睜得大大的，眉頭皺著，非常用心聽你說話，彷彿你最有權威似的。

他早就知道我們的處境，並且及時地詢問我們是不是要在“山區”裡久留。我回答他我們沒有別的門路，他悄聲告訴我，他有辦法可以幫助我們秘密地越過瑞士邊界。我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我擾豫了一會，然後對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對我說每人要交五萬法郎，還說貝松也參與其事。貝松和他負責領我們到一個距離國境線很近的地點。在那裡，他們的朋友——一個專門協助別人偷越國境的老手——來接替他們，把我送過去。他們就是這樣幫助過十幾個人偷渡到瑞士去的。他還一一報出了他們的名字。我還有充裕的時間進行考慮。他還要到瑞士去一趟，但下週就回來。他給了我一個在巴黎的電話號碼：AUTeuil54—73，並說我如果很快打定主意，就可以去找他。

我把這些告訴了嘉·奧爾羅夫、弗雷迪和維爾德梅爾。“弗雷戴”幹著幫人偷越國境的事，使嘉·奧爾羅夫感到很驚奇。她以前只是以為這個青年人有些輕佻，靠做投機生意勉強維持生活。弗雷迪認為，既然我們有多明尼加護照作掩護，就用不著離開法國。維爾德梅爾認為弗雷戴是個“小白臉”，還特別不喜歡貝松。他對我們斷言說，貝松臉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妝品顏料塗飾出來的。這種看法是不是出於運動員之間的互相瞧不起呢？的確，他不能忍受貝松叫他“低能漢”。至於德尼茲呢，她認為弗雷戴“很熱情”。

這事很快就決定了。之所以這樣快，也是由於下著雪的緣故。已經一個星期了，雪花仍飄不止。我又一次產生我曾在巴黎經歷過的那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忖量著我們如果在這裡停得太久，會不會中別人圈套。我向德尼茲詳細地談了我的想法。

過了一個星期，弗雷戴又來了，我同他和貝松一起商談了偷越國境的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我還第—次感到弗雷戴這樣熱情，這樣值得信任。他那拍拍別人肩膀時的友好表示，他那明亮的眼睛，他那白潔的牙齒，他那奔放的熱情，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很喜歡，——儘管嘉·奧爾羅夫常常笑著對我說，同俄國人和波蘭人打交道，要提防著點。

那天一大早，德尼茲和我就打好了行李。其他人還在睡覺，我們也不想去叫醒他們。我紿弗雷迪留下了一張字條。

貝松的黑色轎車停在路邊，他們在車裡等著我們。這輛車子我在薩洛金已見到過了。弗雷戴坐在駕駛座上，貝松坐在他的旁邊。我自己把汽尾部的行李箱開啟，把行李裝進去，然後我們——德尼茲和我——就在汽車後排的沙發上入座了。

一路上，我們沒有曉什麼話。弗雷戴顯得很煩躁。

雪花紛紛揚揚地飄將下來。弗雷戴慢慢地開著車。我們沿著山間小路行進著。路上足足走了兩個小時。

直到弗雷戴停下車子向我要錢時，我才有些模模糊糊的預感。我把幾捆鈔票遞給他。他數了數。然後，他轉過身來，對我笑笑。他說，為了謹慎起見，從現在起我們必須拆散，分別越境。我和貝松一起走，他和德尼茲帶著行李一道走。過一個小時後，我們在國境線另一邊他的朋友們家裡見面……他一直笑著。那種奇怪的笑容，我現在還在夢裡常常看見。

我和貝松一塊下下車。德尼茲坐到前排弗雷戴的旁邊，我看著她，又一次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了，心裡很難受，我真想把車門開啟，要她下來，讓我們倆一塊走。但我心裡對自己說，我生性多疑，總是胡思亂想。而德尼茲卻顯得信心十足，心情也很好。她用手向我送了一個飛吻。

那天早上，她穿著一件臭鼬毛皮大衣、一件套頭的織花毛衣和弗雷迪借給她的那條滑雪褲。她那時二十六歲，栗色的頭髮，綠色的眼睛，身高一米六十五。我們行李不多，只有兩隻皮箱和一隻深栗色的小手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