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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竭力想些別的事情，而不去聽在過道里迴響著的那些腳步聲。月臺上，有些人在說活，我能聽清幾個字。他們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個人在咳嗽，一種帶濃痰的咳嗽。另外一個人在輕輕地吹著口哨。一道列車駛過．車輪碰撞鐵軌的有節奏的聲響吞沒了他們說話的聲音。

我們包房的門突然開啟了，過道的燈光照見了一個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電把包房從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們有幾個人。弗雷迪驚醒了。

“你們的證件……”

我們把我們的多明尼加護照遞紿他。他漫不經心地看了看，然後把護照交給了身旁的一個人，這人被包房的門攔看，我們餚不見他。我閉上眼睛。他們說了幾句，聽不清說的是什麼。

他一步跨進包房，手裡拿著我們的護照，

“你們是外交官嗎？”

“是的，”我機械地回答。

幾秒鐘後，我才想起魯維羅薩給我們弄的是外交護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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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國際慣例，外交護照為紅色封皮。

他一句話也沒說，就把護照還給了我們，然後把門關上。

我們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們緘默不語，一直等待火車重新開動。火車開動了。我聽到了弗雷迪的笑聲。他把燈開啟。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對我說。

他們沒有去檢查德尼茲和嘉·奧爾羅夫的包房。我們叫醒了她們。她們還不清楚我們為什麼這樣激動。接著，維爾茲梅爾也來了，他色陰沉，還在哆嗦。剛才，當他把護照交給他們驗看的時候，他們也問他是不是“多明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沒敢回答，因為害怕便衣譬察和檢查員中間，可能會有某個賽馬的愛好者把他給認出來。

列車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這裡的景色多麼親切和友善啊。望著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狂喜和信心。

我們到達薩洛金①時，還是夜裡。一輛旅行車和一輛黑色大汽車已等在車站前了。弗雷迪、維爾德梅爾和我拿著手提箱子，同時另有兩個搬運工抬著嘉·奧爾羅夫的大箱子。我們大約十來個旅客，上了去麥熱夫的汽車，當司機和那兩個搬運工正在把手提箱塞進汽車尾部時，一個金髮男人向嘉·奧爾羅夫走來，他正是她頭天晚上在里昂車站看到的那個人。他們說了幾句法國活，然後，她向我們解釋說這俄國人是她的一位點頭之交，他的名字叫基里爾。黑色大汽車的司機已坐在發動機前等著了，基里爾指了指這輛車子，提議帶我們到麥熱夫去，但是弗雷迪謝絕了他的邀請，他說寧肯乘坐旅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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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國上薩瓦省的一個城市，為旅遊勝地。

雪不停地下著，旅行車走得很慢，黑色大汽車超過了我們。我們走的是上坡路，每加速一次，車身就顫動一下。我擔心在我們到達麥熱夫之前，它也許會拋錨的。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黑夜消逝了，棉絮般的白霧透過樅樹的枝叢籠罩著大地，我思忖著在這樣的時刻，還會有誰到這裡來找我們呢。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危險了。我們漸漸地變得無影無蹤了。維爾德梅爾穿著紅棕色的大衣，戴著海軍藍的氈帽，嘉·奧爾羅夫穿的是件豹皮大衣，弗雷迪身著駱駝毛大衣，圍著綠色的長圍巾，腳蹬黑白兩色的、寬大的高爾夫球鞋。本來我們這些城裡人的打扮，是會引入注目的。但在濃霧中，什麼也看不出來了。有誰知道呢？也許，我們就這樣煙消雲散了。或者，我們只是一些蒙在車窗玻璃上的水汽，它牢牢地附在上面，用手擦也擦不掉。司機是怎樣辨別方向的呢？德尼茲睡著了．她的腦袋在我的肩上搖晃著。

汽車在市政府前面的廣場中央停下來。弗雷迪讓人把我們的行李放在早已等候在那裡的雪橇上，我們到教堂旁邊的一家茶點鋪去，想喝點熱的東西。這家鋪子剛開門，接待我們的那個女人顯得非常驚奇，這也許是因為我們來得太早，或者是嘉·奧爾羅夫的口音和我們的一身城裡人打扮引起了她的特別注意。維爾德梅爾對一切都讚歎不已。他連大山都沒有見過，對冬季的體育運動更是一無所知了。他把前額貼在玻璃窗上，呆呆地看著雪花飄落在死者墓碑和麥熱夫市政府的建築物上。他在向那個女人打聽，想知道纜車是怎杆執行的以及他可不可以報名到一個滑雪學校去學習。

那所瑞士式的山區水屋叫做“南方十字架”。它很高大，用深色木料建造，百葉窗是綠色的。我想它是弗雷迪從他在巴黎的一個朋友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