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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見解的。……郭沫若的推論從一般事理上看，應該說是有相當道理的。不要說毛澤東寫詩詞不至於不顧時令，一般人也不應該犯這種常識性的錯誤。然而，郭沫若忘了現實生活是錯綜複雜的，決不是一般書本知識和坐在書房中推論所能認定。事實上是，遵義地方有一點特殊，即使是在冬天（一、二月），也同時存有“西風”、“雁叫”、“霜晨”、“殘陽”等自然景象。所以，毛澤東在看到這些話時，發現郭沫若說的還是不對，不符合原詞中的本意，於是將它們全部刪去，並以郭沫若的口氣另寫了一大段：

我對於《婁山關》這首詞作過一番研究，初以為是寫一天的事。後來又覺得不對，是在寫兩次的事，頭一闋一次，第二闋一次。我曾在廣州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意見，主張後者（寫兩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寫一天），可是我錯了。這是作者告訴我的。1935年1月黨的遵義會議以後，紅軍第一次打婁山關，勝利了，企圖經過川南，渡江北上，進入川西，直取成都，擊滅劉湘，在川西建立根據地。但是事與願違，遇到了川軍的重重阻力。紅軍由婁山關一直向西，經過古藺古宋諸縣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地方，叫做‘雞鳴三省’，突然遇到了雲南軍隊的強大阻力，無法前進。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立即決定循原路反攻遵義，出敵不意，打回馬槍，這是當年二月。在接近婁山關幾十華里的地點，清晨出發，還有月亮，午後二、三時到達婁山關，一戰攻克，消滅敵軍一個師，這時已近黃昏了。乘勝直追，夜戰遵義，又消滅敵軍一個師。此役共消滅敵軍兩個師，重佔遵義。詞是後來追寫的，那天走了100多華里。指揮作戰，哪有時間和精力去哼詞呢？南方有好多個省，冬天無雪，或多年無雪，而只下霜，長空有雁，曉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雲貴川諸省，就是這樣。“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兩句，據作者說，是在戰爭中積累了多年的景物觀察，一到婁山關這種戰爭勝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為頗為成功的這兩句話。由此看來，我在廣州座談會上所說的一段話，竟是錯了。解詩之難，由此可見。

毛澤東改寫的這一段極為詳盡的詮釋，不但糾正了郭沫若的誤解，也使其他注家的爭論得以平息。不過，毛澤東自己在記憶上也發生了一點小小的錯位，即他說的“1935年1月黨的遵義會議以後，紅軍第一次打婁山關”。實際上第一次攻打婁山關是在遵義會議之前。因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是1935年1月15至17日，而第一次攻打婁山關的確切時間應是1935年1月10日。這在當時擔任攻佔婁山關的紅一軍團二師團政委楊成武的《憶長征》一書“偉大轉折”一節以及《聶榮臻回憶錄》上冊第45頁都有明確記載。由此也可進一步印證毛澤東所說的話：“解詩之難，由此可見。”因為有時甚至連作者本人也會記錯，說錯。

稍有遺憾的是，郭沫若的《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學》第5期和同日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表時，用的都還是郭沫若原來的不正確的解釋。這可能是各報刊發表時未趕上看到毛澤東的改文。

一直到1991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公佈毛澤東修改過的郭沫若詮釋文章的手跡照片和有關說明文章，人們才有機會洞悉其中的原委。

總體說來，郭沫若以其詩人的激情、文學評論家的淵博和歷史學家的深厚國學功底所作的精彩評述，不時有一些真知灼見，對於人們理解和欣賞毛澤東詩詞的深邃含義，有很大的幫助。不過我們今天也應該承認，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後寫的對於毛澤東詩詞的釋文，明顯受到“個人崇拜”思想的影響，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辭和牽強附會之語。比如1965年2月為《清平樂·蔣桂戰爭》寫的詮釋文章《“紅旗躍過汀江”》中，有這樣一類的話：

主席的詩詞多是在‘馬背上哼成的’。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他的詩詞卻成為了詩詞的頂峰。

主席的墨筆字每是隨意揮灑的。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

……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這‘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這裡的“頂峰”和“四個第一”等都是當時的常用詞彙，是當時特定社會環境中眾人都得跟著說的語言，我們不必因此苛責郭沫若，因為任何人都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