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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條通著汽車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條是私營鐵軌貫通著的。

交通照例是絡繹不絕。隔河雖便是東京，然而是新市區，依然是一望的田疇，離殷盛的舊市區還相當的遠。

佇立了一會，又取背徑插向江戶川邊。川上有高大的堤，寬廣而坦直。冬日頗暖，江風亦無寒意。與達夫並肩而行，用著母國話談著些無足重輕的往事。然而這在我是十年以來所未有的快活。

最後，郭沫若總結說：“達夫這次來日本，前後滯留了足足一個月。他來我寓裡共有這三次。此外由於日本人的招待，在東京也和他會見過三次。”

這次見面，郭沫若還高興地書贈郁達夫舊體詩一首，是：

十年前事今猶昨，攜手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又家亡。

在這篇《達夫的來訪》中，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郭沫若一點也沒有透露他和達夫見面那麼多次究竟談了些什麼。但是，其中說到有一次二人是到野外足足談了一天，談話用的是“母國話”，談時心情是那麼好（文中用較長的篇幅寫景抒情，使人可以想像他們的談話內容是重要而又愉快的），雖然故意說是“談著些無足輕重的往事”，卻又特別強調“然而這在我是十年以來所未有的快活”，人們完全可以從中想像得到，他們二人所談決非一般話題，回國問題肯定不會不談，也肯定不是一般地談到，而一定是作為主要問題反覆討論，仔細計劃。應該說，郁達夫的這次來訪，決不是一般性地看望老朋友，無論是特意或順帶，僅從客觀上看，也是肩負了重要使命，為郭沫若的回國開啟了道路。

郁達夫確實不辱使命，未負重託。他不但成功地與郭沫若取得聯絡，作了細密交談，回國後，又立即向有關方面報告。

很快，郁達夫在得知郭沫若回國事已經獲最高當局同意後，1937年5　月18日，即受命同時向在日本的郭沫若發出航空信和平信，通知郭沫若儘快作好回國準備。

這兩封信極有意義，也極有價值，不妨在此全文照錄。

航空信是為了快，但較簡短：

沫若兄：

南京蔣氏有意召兄回國，我已先去說過，第一，要他們辦好取消通緝手續，第二，匯大批旅費去。此事當能在十日內辦妥。望兄接到南京函後，即整裝返國，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電報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

此信到達後，即請復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數日，遇見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經商，他也殷殷以你的事相托，總算他的願望已經實現了。

函到後，希立復！

弟　達夫上

五月十八日

另一封平信寫得比較詳細：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

我以奔走見效，喜不自勝，隨即發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並電京，請先取消通緝，然後多匯旅費去日，俾得早日動身也。

目今強人壓迫不已，國命危在量夕，大團結以御外患，當系今日之天經地義，想兄不致嫌我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對兄有所表示，萬望即日整裝，先行回國一走。臨行之前，並乞電示，我當去滬候你，一同去往南京去走一趟。

這事的經過，一言難盡，俟面談。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與當局諸公會談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為囑。殊不知不待彼言，我在去年底返回時，已在進行也。此事之與有力者，為敝東陳公洽主席，及宣傳部長邵力子先生，何廉處長，錢大鈞主任，他們均系進言者。

我在前兩月的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約此函到後，南京之電匯，總也可到，即請馬上動身，先來上海。

中國情形，與前十年不大相同，我之甘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將來若得再與同事，為國家謀一生計，並設法招仿吾亦來聚首，則三十年前舊夢，或可重溫。臨函神馳，並祈速復！

弟　達夫上

五月十八日

郭沫若收到郁達夫的信，其心情之激動，是無須多言的。久縈在郭沫若心中的回國願望，終於將很快成為現實，這不用說是對於具有強烈愛國心的革命者和詩人郭沫若，就是對於一般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這裡似乎還有必要特別說一下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對郭沫若回國的態度。

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日本名佐藤富子，郭沫若留學日本後不久和她結識，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