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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懷裡掏出一紙檔案給郭沫若。

那是中國共產黨發出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後來人們稱之為《八一宣言》的重要歷史檔案。

雖然這還是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發表宣言，傳到日本時已過去了大半年之久，但從檔案中可以大體瞭解到國內的政治情況，瞭解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郭沫若一陣興奮，一個思想在他腦海中閃過：如果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真能建立，不但是我中華民族之福，自己不是也可以回去報效祖國，參加到這一統一戰線中去儘自己一箇中國子民之責嗎？

當時，因為郭沫若還只是從（也只能從）林林送來的這一份檔案中得到一點點資訊，對於國內情況還知之甚少，知之不詳，想得也不是很多，也不可能很多。其實，此時國內政治形勢正在飛快發展。既以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言，此時中共瓦窯堡會議也已經開過，對於中共提出的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內無論政界、軍界、學界以及廣大群眾都反應強烈，總的看來，抗日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只不過，當時身處異國的郭沫若尚不甚清楚。

然而，他既已萌發回國報效的念頭，這樣的想法和情緒就會日益急切，日益強烈。

不過，郭沫若還要等待時機，等待條件的成熟。

1936年底，又有一件郭沫若未料到的事和機會，更促使他回國的念頭愈益加強。

這就是郁達夫的來到日本講學訪問。

前文已經說到，郁達夫本是郭沫若留學日本時的同學，又是一起發起組織創造社的元老之一，不但是郭沫若的摯友，且於1926年應郭氏之請曾一道同船由滬赴穗，到廣東大學擔任教職。這次郁達夫的到來，雖然令郭沫若感到有點突然。但他更多的是興奮，興奮，萬分地興奮。

有一種說法是，郁達夫這次去日本，就是專門為郭沫若而來的，是為動員郭沫若回國做郭沫若的工作。（見鬱雲著：《郁達夫傳》）如果此言確實，對於郁達夫的到來，郭沫若就更應該興奮萬分了！

原來，郁達夫來日本時，正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公洽）之聘任福建省政府委員兼公報室主任。當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也由於全國人民抗日鬥爭情緒的高漲，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迫於壓力，不得不適當改變他們對於文化人的高壓政策。為了體現這種寬鬆狀態，也為了國內政治實際的需要，據知情者說，更因為時為蔣介石侍從室主任、蔣介石親信而又曾經是郭沫若好友的陳布雷經手策劃，有關當局（當然是經蔣介石親自同意）就透過陳公洽請郁達夫去一趟日本，轉達他們希望郭沫若回國的意見。他們知道郁達夫和郭沫若過去的關係，要做這一工作，郁達夫是最合適的人選。

為了促進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也為了友情，郁達夫欣然接受了這一重大使命，即於1936年11月中旬，以購買印刷機器的名義啟程前往日本。到達日本後，郁達夫即從東京到千葉縣的市川，去看望分別達10年之久的老友郭沫若。

為了這一次郁達夫到來，郭沫若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達夫的來訪》，記敘了那天朋友見面激動人心的情景。

那天，已是黃昏時分，郭沫若正和一位鄰居醫生談著些醫療上的問題，突然在門口出現了郁達夫。

“哦，達夫來了！”郭沫若喜不禁地叫出來。

在郭沫若眼裡，達夫和10年前一樣，一點也沒有變。呈著滿臉的喜色，而且發出愉快的聲音，在和郭沫若的妻子安娜說話。

達夫是由一位日本友人引路和陪同來的，為的是邀約郭沫若到東京去參加一次會見。

在去東京的車上，郁達夫和郭沫若談得很多，談得很融洽。

此後，達夫又單獨兩次造訪郭沫若。一次是為了請郭沫若及其孩子到神田吃飯。

另一次則是專門為了來和郭沫若長談。這一次達夫提議出去談話。兩位久別的老友在一起談了一整天。郭沫若是這樣記敘他們二人在野外“散步”時的情況的：

朝西，（我們）取著偏僻的背徑向直間山走去。山離江戶川不遠，雖然不高，但是，是東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達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著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戶川兩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橫列著三條鐵橋。南端的一條通著省線的電車和火車，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