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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又如他說《二月提綱》的作者：

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最後，他在《通知》結尾處指示人們：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旗幟，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除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今天，當我們讀到這些話時，實實在在地會感到它們字字句句無不充滿強烈的戰鬥性和火藥味，真是令人感到畏懼。但在當時，這個《通知》竟然受到多少人熱烈的歡呼！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些歡呼的人群中，不少人正是《通知》中所要打倒的人，可他們一點都未覺察，以為自己是理所當然的“革命者”，而別人才是被“革命”的物件。而一旦“革命”烈火燒到他們自己身上，他們後悔已晚，許多人甚至到死也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究竟是怎麼回事。

中央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五·一六通知》作為中央檔案在黨內逐級傳達，並透過報紙和新聞廣播等把它的內容公佈到全社會。由此，毛澤東親手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國蔓延。於是大字報，大批判，大辯論，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一夜之間，幾乎席捲全國。一時間，真正是天下大亂。

有些人感到有些不解，可毛澤東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林彪說得更赤裸裸，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郭沫若開始感到矛盾、痛苦，感到疑惑不解和無所適從了。他不知道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可又不得不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林彪已有言在先，對於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要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既然如此，郭沫若還有什麼話說，又還能夠作出什麼別的選擇呢？

此時，已經有些大學生開始貼批判郭沫若的大字報了。

郭沫若雖可謂“身經百戰”，大風浪裡行過船，可眼前這樣的場面還真是第一次。這一次，真讓他切身感受到了什麼是“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大潮大涌。

周恩來知道了有人貼郭沫若大字報的情況，十分關切，十分著急，立即把郭沫若列入應當保護的一批幹部名單之中，並送毛澤東審批。

毛澤東很快批准了這個名單。在毛澤東眼裡，“郭老”還是革命的！他既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絕對是“學術權威”，可還戴不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而且運動開始時也很積極，表過態要“燒書”，這樣的同志和老朋友是應該保護一下的！

就這樣，郭沫若在運動高潮期才免除了批鬥之苦。

為了報答毛澤東周恩來對自己的保護，郭沫若此時只有要求自己更好地支援和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努力用自己的言行來證明這一點。

7月4日，“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召開。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