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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說者無心（？），聽者（康生）有意！

康生立即透過長途電話命《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的這一講話。

《光明日報》哪敢怠慢，也立即與留京的郭沫若的秘書戎笙取得聯絡。

按照規矩，戎笙不敢作主。他表示需請示郭沫若本人同意方能發表，而目前他在外地，無法向他請示，最好等他回京後再說。

《光明日報》的編輯感到很為難，說是康生的緊急指示，要求早日見報，等不及了。他們只好向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借來記錄稿，自己動手加以整理。

可能對未經郭沫若同意就發表他的講話這樣的大事，《光明日報》也怕負責，便將郭沫若的講話稿送進了中南海，擺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

毛澤東的眼睛一亮。他老人家此時正需要有聲望有影響的文化人的支援。他於是大筆一揮：同意見報。

就這樣，4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郭沫若的這一講話。編者還為它擬了個標題：《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

5月5日，《人民日報》也照樣刊載了這篇講話。

郭沫若這篇題為《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的講話見報，不只是起到“文化批判”的訊號彈作用，甚至也起到“批判文化”的炮彈作用。一些文化人讀後不僅是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惶恐不安：既然郭沫若是我國文化戰線的一面旗幟，是國內文化人的帶頭羊，他都表示過去所作所為不對，所寫的東西要全部燒掉，別人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郭沫若這篇講話的發表，影響還不僅是在國內，在國際上也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不說，一些友好國家友好人士一時也大惑不解。許多日本友好人士就要求到中國來面訪郭沫若，想問問他此話當真，是何用意？

隨之而來的是也招來許多對郭沫若的詬罵聲：

“郭沫若投機。”

“郭沫若老滑頭。”

“郭沫若自保，讓大家受罪！”

……郭沫若一時有口難言。不過，他耳朵一向重聽，他也聽不見那許多罵聲。

緊接著，5月1日晚一道急電，郭沫若又被召回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對於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案的《五·一六通知》的討論。

當時郭沫若正在成都、攀枝花等地參觀訪問，還準備回沙灣老家與兄弟姐妹團聚。他只好中斷旅行，緊急赴命。

由於多年的交往，郭沫若對毛澤東一直是完全信任，無限尊敬的。現在，當他列身於政治局擴大會議，儘管毛澤東本人未出席這次會議，但郭沫若知道自己能參加如此重要的會議，參加如此重要問題和檔案的討論，顯然有毛澤東的意圖和信任。因此，他除了完全擁護完全贊成，不可能有其他別的什麼表示。

其實，當時還真輪不上郭沫若怎樣表態，他不過是被邀列席的屬於“擴大”的一份子。就是那些正兒八經的政治局成員又怎麼樣，他們除了“積極討論”，“完全擁護完全贊成”外，又還能怎麼樣呢？

《五·一六通知》正式名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其於1966年5月16日透過而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從批判彭真等人草擬的《二月提綱》入手，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對於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嚴重估計，傳達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和政策。它是一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案，毛澤東當時一些基本思想就集中體現在這一《通知》之中。

毛澤東親自為《通知》作了修改和大段補充。例如他寫道：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