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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在定稿時就被刪去了。在不同場合，毛澤東還多次指出：“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胡適講共產黨人不懂學術，郭老的古代史研究就很有成就。”對於有人指責郭沫若寫讚揚海瑞的詩是大發牢騷，毛澤東也為他辯護，說郭老是雜家，寫兩首詩不算什麼。說明毛澤東當時對郭沫若還是念舊情的。

其實，就當時的情勢看，毛澤東不但顧不上考慮郭沫若的辭職要求，而且還正需要他這樣的人來幫助“推動”“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呢！

不過，一班“群眾”沒有直接聽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們不大能體認到郭沫若的“價值”，竟然有些“革命性”極強的人開始向郭沫若開炮了。一些青年學生直接給他來信來稿，對他的文藝作品和史學著作中的一些用語和觀點提出質問，有的措辭十分嚴峻。比如對郭沫若在《滿江紅·領袖頌》詞中的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就有人指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麼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甚至還有人質問：江青同志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指出，從三十年代起，“就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當時周揚他們提出的“國防文學”就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麼支援這個口號？

應該指出的是，這還是在公曆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真正全面發動，風雨就已經吹打到郭沫若身上來了。

那是一個“陽春三月”的上午，自然氣候風和日麗，但政治氣候卻讓人感到肅殺。秘書戎笙如平時那樣來到郭沫若的住所，臉上顯得有些嚴肅，在將分類整理好的各類信件親手交給郭沫若之後，詳細地向郭沫若彙報了關於這些信件內容。

郭沫若稍稍有些吃驚，又有些迷惘，從中選了幾封較有代表性的信件細細地讀了起來。之後，他頗動感情地對秘書戎笙說了一篇話。他說：

年輕人對我一些看法和用語不太懂，不瞭解，這都沒有什麼。年輕人簡單一點，偏激一點，是可以理解，也是應該原諒的。只是有人批判“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恐怕就不只是簡單偏激。我在日本時，寫過幾篇贊成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如《國防·汙池·煉獄》、《我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蒐苗的檢閱》、《在國防旗幟之下》。那時，日本的便衣警察和憲兵三天兩頭要來找我的麻煩，寫這類反帝、愛國的文章要擔很大的風險的。這就是投降嗎？向誰投降？向蔣介石國民黨投降嗎？1927年3月蔣介石委任我當他的“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我沒有接受，反而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下令全國通緝，亡命日本時，千辛萬苦寫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託國內的朋友找地方出版。許多出版社不識貨，不肯出。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應在該院集刊上發表，以後再印單行本，稿費還相當優厚。但我拒絕了，因為中央研究院是官辦的，我便回信說“郭某恥食周粟”，講的是一點骨氣。抗戰爆發後，我便馬上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不願當他們的官，願在群眾性的抗日團體裡工作，也有恥食周粟的味道。後來好多同志勸說，特別是周恩來同志開導，才接受三廳廳長職務，利用這一身份和他們鬥。這些來稿說“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口號，那是不能服人的。

說這一大段話時，郭沫若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甚至還可以說頗為痛苦。他怎麼也想不通，時間並未過去很久，一些事情怎麼就這樣被弄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顛倒呢？我郭沫若是什麼人，幹了些什麼事，歷史上清清楚楚，還用得上這樣清查追問嗎？

為了表白自己的心跡，就在他讀過這些來信來稿後的4月14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擴大）會議上，郭沫若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在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後，即席發言，講了一段對於自我進行否定的話，其中說到：

在一般朋友們、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數字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的時候很模糊。

我們現在很難真正準確把握郭沫若說這段話的深層意圖。是故意說氣話嗎？話中說到過去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之類，語氣相當誠懇，不太像。是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