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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新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案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案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上臺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

這樣一來，用政治來取代文藝，對於文藝作品無限上綱，隨心所欲地向誰開炮，批倒批臭什麼人，姚文元的文章就起了“表率”的急先鋒作用。

毛澤東對姚文元文章的寫作和發表是支援的。文章發表後一個多月，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談話時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慶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後來（1967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同外賓的談話中也說：開頭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文章寫好後交給我看，文章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後來我說印小冊子……由此也可看出，儘管姚文元的文章不是毛澤東親自下令組織撰寫的，但毛澤東的確認為姚文元的文章是一發好炮彈，可以用來引發“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

就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不久的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援下，又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炮製出一個所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江青在會上說：“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她還說：“現在的論戰，還只是前哨戰，決戰的時機尚未到來。”《紀要》公然全盤否定建國以來文藝工作取得的成績，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以清除這條“黑線”的影響。

看來，一場以“文化”為名而以“政治”為實的“大革命”是箭在弦上，勢在必發了！

面對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郭沫若不會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特別是成名作就是在“三十年代”即“黑線”專政時期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居於文藝界領導的位置。因此，他不可能不對當前形勢有所警覺，甚至有些不安。他一方面以其詩人的敏銳，感到一場暴風雨就要來到，一方面也以其政治上的忠誠，準備迎接好這一場“大革命”。

就在批判《海瑞罷官》進入高潮的時刻，1966年1月，郭沫若給中共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情辭懇切要求辭職的信。信中說：

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您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裡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察鑑。

這封信很能說明當時郭沫若矛盾的心情：他對即將來到的暴風雨有點不知所措；他覺得自己最好的辦法是取守勢，靜觀以定進退，可能更易掌握主動。

張勁夫迅速將郭沫若的信轉呈中共中央、國務院。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辭職沒有獲得批准。

當時，一些後來證明是革命物件並且是首當其衝的人物（如“彭、陸、羅、楊”即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等）還昏昏不知“革命”利劍就要落在自己頭上。彭真為了應付批判《海瑞罷官》後的政治形勢，還主持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擬出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提交政治局審議。圍繞這個提綱準備的材料之中，就有郭沫若的辭職信和許多人要求批判郭沫若的材料彙編。不過彭真的意思倒不是說要批判郭，而是為了說明像郭沫若這樣的人都很緊張了，（由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文章開頭的）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在討論《二月提綱》時，毛澤東還特意發話，為郭沫若解壓，說郭沫若還要在學術界工作，做一點自我批評就可以了。這樣《二月提綱》中涉及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