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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義理，而義理並不是一時就可獲得的，於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於作文時沉溺於雕字飾句，就會想透過巧言來取悅於人，更為拙劣，至於修辭立誠的宗旨，則早已蕩然無存了。以後當遇到真情表露的時候，一定要看胸中的義理怎麼樣，只有能隨意獲取這些義理才行。否則的話，要靠臨時去採辦，那還不如不作文，因為這時作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用巧偽的手段來取悅於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明德行、造福於民、達到至善，這都是我份內應做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自己毫不相干，那麼，讀書還有什麼用處？儘管能寫文章、能作詩，賣弄自己的博學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個認得字的放豬奴，怎麼能算得上是深明大義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據考試中文章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替聖賢立言，也就必然懂得聖賢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業業地處理事情了。如果認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份外的事，那麼，即使能寫文章、作詩詞，卻絲毫不懂得修身養性、治理國家的道理，朝廷用這樣的人做官，與用放豬奴做官又有什麼區別呢？

◆原文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沒，徒人分佈，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夏、商、週三代全盛時期，聖明的君主和賢德的輔相們代代相繼，社會和睦安寧，道德的精義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深處，而對學問的追求，擴充套件到普通的鄉村。因此，當時哪怕是捕兔子的鄉野之人，以及在漢陽遊玩的女子，都天性貞靜，擅長吟詠，至於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這些人，他們德行完善工於作文，就用不著再說了。到了春秋時期，王道的恩澤衰竭了，大道也將要廢弛，文章也漸漸變異了。所以當孔子看到了被捕獲的麒麟，就哀嘆說：“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對匡人說：“古代的禮樂制度將要喪失了！”於是發憤修訂六經，昭示帝王的法則，流傳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業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後，他的門徒四散分佈，不斷傳授發展。後來的聰明傑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並撰文著書，他們大體上都是孔子的傳人，他們的文章是醇厚還是駁雜，完全根據他們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確定各自的等級：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別醇厚，孟軻便是這樣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比較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駁雜；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駁雜。從荀況、揚雄、莊子、列子、屈原、賈誼以下，他們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來。

第二部分：學　問作文——修辭以立誠　忌巧言雕飾（2）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俯大江，獨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裘而來，絕無齷齪猥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盡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最多，陽明之文亦有光明俊偉之象，雖辭旨不甚淵雅，而其軒爽洞達，如與曉事人語，表裡粲然，中邊俱徹，固自不可幾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文章寫作之道，氣象光明宏偉是最難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