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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廣泛閱覽，且勤作筆記，分“茶餘偶談、過隙影、饋貧糧、詩文抄、詩文草”等5門，手抄筆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師益友，切磋扶持，不間時日，因而學識大進。可以說，京宦12年，是曾國藩後來成為一代大儒的堅實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國藩博覽經、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所訂“日課”十二條中，也有“讀史”一項。他讀得最細的，是《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和《易知錄》等。

曾國藩的晚年也是在讀書中度過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國藩在世的最後一個年頭，當時，他患病已多年。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醫稱為“肝風”。病癒後，他對二女紀曜說：“吾適以大限將至，不自意又能復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路過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轎中還背誦《四書》。忽然間，顫抖的手指著旁邊的戈什哈，似欲說點什麼，卻口噤不能出聲，“似將動風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醫服藥，醫者均謂他“心血過虧”。隨後，病情旋髮旋止，旋止旋發。但他依然不輟公事，不廢閱讀，《理學宗傳》數本，日不釋手。

二月初三日，他還閱看了《理學宗傳》中的《張子》一卷，寫了日記。而這天的日記，竟是他從道光十九年以來極少間斷的日記冊中的最後一頁，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寫的最後一個字。第二天午後，他由長子曾紀澤陪同，在總督府後的西花園散步時，屢向前蹴，忽喊足麻，卻已抽搐，兒子急扶他至花廳，他已不能言語。於是更衣端坐，家人環集左右。三刻鐘後，即目瞑氣息。

這位16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軍事舞臺上叱吒風雲而又溫文爾雅的曾國藩，只活到62歲，就帶著“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許”的自艾自責而過早地謝世了。但從中亦可看出，曾國藩確實可以稱得上活到老、學到老的典型。

曾國藩一生好學，同時也總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學習方法，對後人具有很大的啟發價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青年毛澤東的書信中看出來。

1915年６月25日毛澤東在致湘生信中，曾這樣談到治學方法：

“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質之吾兄，以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為始。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嘗見曾文正公家書有云：‘吾閱性理書時，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此言豈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別人或謂退化，吾自謂進化也。”

毛澤東在這裡所說的，是曾國藩於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國荃信中的一段話：“凡人做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這些話，毛澤東以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國藩的日記、家書中，這一類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學　問作文——修辭以立誠　忌巧言雕飾（1）

◆原文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苦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慾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凡是作文寫詩，有真情實感，不得不一吐為快的時候。但必須要在平時積累了豐富的道理，這樣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說出來的話，也才能充分表達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寫文章時沒有因為雕琢字句而苦惱，文章寫成後也沒有阻隔不清的感覺，這都是平時讀書積理多而帶來的效驗。如果平時考慮得不深入，那麼即使有真情想要傾吐，可是道理卻無法表達清楚，從而不得不臨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