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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農人窮到活不下去了，組織起來去打游擊。導演的角度放在這些農民身上，一個農民的領導者說：我帶引大家跟上帝祈禱，請祂賜給我們麵包，祂一直不給，所以，我只好帶大家去要！鏡頭一直留在那樣憨厚、純樸卻又堅定的黝黑臉上，留在握著土槍的那雙厚實、龜裂、指甲縫滿是泥土殘留的手掌上。但，讓我無法忘懷的，卻是那些在農民臨行前一起磨麥子做麵包，好讓他們路上不要捱餓的婦人。她們臉上毫無表情，邊做麵包邊拉開衣服喂小孩吃奶，熱麵包出爐，還要趕走虎視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麵包塞進先生的懷裡。而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去軍營把屍體領回來的，也是這些婦女。

電影沒拍，但我們絕對可以想像：未來把那些看著麵包出爐卻被驅趕開的小孩養大的，也還會是這些面無表情的婦人。其實，這樣例子到處都有。臺灣當然也有。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當然是一群婦人，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

遠的不說，說近的的吧。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田裡女人在施肥，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她們說：「在忙啊！」忙什麼？我問。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去年母親過世。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又善於講故事的人。經驗中，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在二二 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說他如何有學問待人、如何仗義等等；回到家裡，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理由是：「書念多了，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黑白想。」難怪自己有時會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我簡單的歸納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

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午後醒來，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天無天理！」而同一個時候，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這是家裡的例子。

最近正在寫一個舞臺劇本，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

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佐賀的超級阿嬤》。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單車失竊記》，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沉；前者的主角是阿嬤，後者的主角是爸爸。阿嬤以逆來順受、樂觀包容的方式面對貧窮，爸爸則選擇以無力的報復面對困境。同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