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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三時我們分乘兩輛卡車出發了。西暘讓我和他坐在一起，而馬孔多則在另一輛車上，反正我和馬孔多也沒更多的話可說了。卡車司機開啟錄音機，西暘遞了一盤很有情調的鋼琴曲磁帶，行雲流水的音樂很快把我的心與車窗外的景色相融在一起。西暘突然指著外面一片經歷一九八七年大火的過火林說，看見了嗎？那些沒有被採伐的火燒木已經返青了。那是一片至少有半個世紀生長期的落葉松，儘管它們的樹幹仍然掩不住大火所留下的蒼黑色疤痕，但它們的枝枝椏椏卻抽出了耀目的新綠。高緯度植物的生命力如此旺盛，五年之久的表面死寂狀態被燒不死的根給催發出了蓬勃生氣。這些僥倖存活下來未被伐掉的樹木證明我們已經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歷史性錯誤。火災之後，輿論界大談特談官僚主義對經濟建設的嚴重危害時，似乎沒有人去關心那些已經被火燒過的樹木該怎麼辦。一個由許多人組成的專家考察團奔赴大興安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認為火燒木已經毫無再生的可能了，於是一場搶運火燒木的戰役在大興安嶺打響了。整整三年時間，那些被宣判了死刑的樹木永遠離開了大興安嶺這片豐饒的土地，它們被截斷，一車皮一車皮地屍體般地被運往他鄉。沒想到幾年後的今天，那些所剩無幾的過火林卻帶著辛辣的微笑孤傲地復甦了。我對西暘說，從塔河到西林吉的火車上，聽到兩個老大興安嶺人發過這種牢騷了，他們說當地有一個林業專家曾及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高寒禁區的林木根系茂盛、深扎泥土之下，具有永凍層，根是不會被燒死的，只要根不死，幾年春雨的滋潤和林地上豐富的腐殖質會促使樹木復甦。然而他的意見由於勢單力薄而寡不敵眾，沒有人科學地採納他的意見。真理在這種時刻被上帝放逐天涯海角了。

司機加大油門參與了我們的談話，他是個粗人，他的話加了不少的髒詞：“媽拉個X的，這幫書呆子也不向老百姓調查調查！有經驗的老林業工人都預言過火木有返青的機會，可沒有人信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是大老粗。我們搶運火燒木的時候，幾個離了休的老林業工人就聚在一起喝老酒，喝多了就哭，說幹了一輩子沒給子孫後代留下幾棵樹，他們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我兒子十歲了，我不能讓他在這兒呆一輩子。有山沒林的，跟寡婦守孤燈一樣，有什麼前途呢！走囉！”

卡車把我們載入劫後餘生的森林中，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我不敢去看那滿眼的綠。那種犧牲了其它的綠而獨立於世的綠木，每一棵都可以成為一座紀念碑。歷史的錯誤就在於它永遠沒有挽回的餘地，如同一場失敗的婚姻，一局走向窮途末路的殘棋，說什麼也回天乏術了！

我垂下頭，無言的悲哀使我覺得鋼琴是樂器中最令人寒冷的聲音。

卡車走了四十分鐘，到達老溝金礦，也稱胭脂溝。我曾讀過宋小濂的《北徼紀遊》，粗略知道李金鏞創辦金礦的情形。當年晚菘青青、瓜壺滿架、礦丁往來的情景不復存在了。我們看到了一艘廢棄已久的採金船，看上去斑駁不堪，備受歲月侵蝕。黃金的採掘使老溝一帶到處都是低緩的堅硬的沙丘。據史料記載這裡曾有俄妓日妓出入於常年不見女人的礦丁的屋中。誰都能想象得出這苦寒之地礦丁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和西暘沿著金溝走了一刻，然後又回到卡車上。返青的火燒木和廢棄的金礦都使我減少了看白夜的興趣。我甚至覺得千里迢迢和馬孔多一同看白夜有點附庸風雅的味道。

傍晚五點二十分卡車在經過了一大片挺秀的樟子松林後，疲憊不堪地駛進北極村。車停在防火檢查站門口，那是間塗著黃粉的房子，周圍是興旺的灌木叢。草和野花的氣息撲鼻而來，鳥的叫聲也依稀可聞。一個穿白色制服的交警招呼司機下來進行車輛登記。司機登記完上來說：“我們是第三百零一輛。這麼小的村子已經有兩萬人了，你們看，縣委把交警都調到村裡來了。”

我們按預先安排好的那樣先到北極村林場食堂吃飯。席間聽負責接待的當地朋友說，北極村的所有旅店都已客滿，許多老百姓家也住了人。個體飯店一撥撥地接待人，青菜水果價驟然飛漲。一些攤販隨之在街角和江邊支起了攤子，賣煎餅、餛飩、茶雞蛋、玉米麵發糕、鹹魚等等。我插話問他江邊都有什麼活動？他興奮地漲紅了臉說：“江邊拉了好幾串彩燈，縣委派來了樂隊，柈子早幾天前就運到了，晚上點起簧人盡興跳舞吧。”他那種作為主人的自豪感溢於言表，而我對彩燈的出現則深惡痛絕，溫馨的白夜中彩燈那多變的光芒將大煞風景。

飯後是晚上七時許，太陽還明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