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頁)

受佛朗士的影響，張愛玲認為：“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她從佛朗士那兒“得到了一點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她覺得“可以從他那裡學到的還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學出版社。餘斌。《張愛玲傳》）。張愛玲對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對於傲氣的她來說是少有的。無論張愛玲從佛朗士那裡到底學到些什麼，但“歷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恰好令張愛玲悟到了認識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觀。

生性孤僻清高的張愛玲，總是拒人於千里，難以接近。她做人行事從來都以自我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於觀察、挖掘人生百相，卻沒有與人禮尚往來的慾望。“我是孤獨慣了的，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還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別人一樣。”（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但在香港大學的一群白面板、黃面板、黑面板充滿異域風情的同學中，張愛玲偶爾也會感受到些許青春湧動的激情與歡悅。不過真正能與她志趣相投、朝夕相處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櫻了。

炎櫻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譯為莫黛，“炎櫻”是張愛玲給她取的。炎櫻活潑、嬌憨、聰明、風趣。張愛玲回憶說：“炎櫻個子生得小而豐滿，時時有發胖的危險，然而她從來不為這擔憂，很達觀地說：兩個滿懷較勝於不滿懷。”（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炎櫻很淘氣，做事幹脆利落，生活習慣較常人有相悖之處。張愛玲欣賞她的聰明伶俐、細膩巧妙，而炎櫻，也驚訝於這位纖瘦的中國女孩，心裡竟藏著那麼多細微且深奧、玄妙的東西，尤其是歷史與文學方面的修養，簡直出奇地好。

炎櫻的家也在上海，與張愛玲家相隔不遠。有一次暑假，炎櫻沒等她就回了上海，張愛玲落了單，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說，生平只大哭過兩回，這算是一回，可見張愛玲與炎櫻的情誼之深厚。

因為有炎櫻，張愛玲的大學生活才有了明媚與快樂。張愛玲孤僻安靜，卻奈何不了炎櫻四溢的熱情與陽光般的歡樂。炎櫻是混血人種，在香港有頗多朋友，張愛玲時常被她拉著到處走動，使她有機會洞察香港生活的豐富與繁雜，也促使她思考這亂世的人生，對她後來的創作倒是裨益匪淺。

炎櫻算得上是張愛玲難得的閨蜜了。她們之間的友誼，從青蔥水月到年老華髮，從同窗求學到浮沉人世，輾轉中國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國，歷經戰爭、和平、聚散、別離，始終連綿不斷，貫穿始終。

然而，戰爭似乎特別眷顧這個懷揣夢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擋了她去倫敦大學的道路，眼看著快畢業，她將有希望去英國深造，戰爭卻又降臨了。

年12　月，日本進攻香港，對駐守香港的英國殖民地軍隊發起了強攻。張愛玲在《小團圓》裡記載了主人翁九莉初聞港戰時的心情：“‘嬤嬤嬤嬤，是不是從九龍攻來的？　‘’嬤嬤嬤嬤，還說了些什麼？　‘七八張嘴，只有九莉不作聲。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冰冷得像塊石頭，喜悅的浪潮一陣陣高漲上來，沖洗著岩石。也是不敢動，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無可預料的感覺，在此又變成了現實，現實得幾乎令她’欣喜‘。亂世之人，對於時代幾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戰爭畢竟是戰爭，戰爭把更廣闊的社會內容強行地推入了她的幾近封閉的生活。誠如她後來所言，港戰期間的所見所聞給了她’切身的，劇烈的影響‘。她一向抱有一種荒亂的身世之感，現在’香港經驗‘又為她的這種’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個人性的內容，開始把它與一種更廣大的對社會、歷史和人性的體驗連線起來。”（摘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小團圓》）當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在當地人看來，抗戰是英國人的抗戰，所以開戰的訊息並不像在內地一樣激起強烈的民族情緒。以張愛玲一向對任何事冷眼旁觀的作風，她對戰爭，自然抱著一種超然的態度。“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張愛玲文集》）

張愛玲的同學們因戰爭無端免去一次考試而高興得活蹦亂跳；女生們倒因戰時沒有相應的時裝而犯愁；炎櫻冒死去看電影；一個年輕人因受傷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