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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惡罪”；只要是條件適合，還必然要造就一個政教合一的獨裁統治。因為，按其邏輯：“舵主”正在掌握著類似上帝精神的“真理”指示的向歷史必然程序進發的舵輪，而戰爭或其他任何被良心認為是卑鄙的行為，正是“舵主”在促進這種進步的過程中清除“可惡罪”所使用的必要手段。

不忘記歷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應讓人們洞曉這些罪惡的實質是怎樣形成的！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科學證明，自然選擇的作用是導致適應。進化不是必然地走向某一方，因為生命有創造自己未來的自由。演化會擴大適應性生物的複製基因量，而複製基因是沒有自覺性和目的性的。那些幸運的複製基因，只是靠偶然異變，以及有性生殖具有的混和基因的作用，其湊巧編制的程式最佳化了適應自然的程度，從而得以廣播其遺傳。進化就是這樣一步步透過基因庫內最佳化等位基因的差別性生存來實現的。也就是說，一切生命都是透過複製實體的基因………DNA分子的差別性生存而造成了進化。所以，自然選擇的真正功能是表明生物隨時在適應著變化的環境，如果環境不導致方向性，那麼生物演化就沒有這樣的適應性趨向。

流行的進化就是進步的觀點，是因為我們將進步定義為向著預定目標的運動，或者根據一般複雜性的上升水平來定義進步。這種觀念容易引起誤解，因為進化中只涉及變異，並不帶有任何的進步形式。在生物學中，任何堅持認為生物向著〃更高〃生命形式（隨其界定）進步的進化論顯然都屬於是主觀唯心的發展觀。

科學家們認為，進化論是客觀地研究自然活動的產物，其中不包涵道德和精神的價值。而且，倫理學還不曾做出過任何確切的、有所發現意義上的進步；在倫理學裡面並沒有任何東西在科學的意義上是已知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說古代的倫理觀要低於近代；也沒有理由說任何人的倫理觀是絕對正確。將人還原為受自然力控制的動物，這是現代科學所揭示的唯物論哲學產生出必然結論。

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歷了若干形式，我們不能主觀籠統的斷言，人民歷來都是“水深火熱”的生活在各種封建、落後、反動的政治社會中，從來沒有享受過自由和幸福。所以，判別一個社會的好壞，不能只憑它的形式，而應根據其實際內容，根據生活其中的人民滿意的程度。所以，將社會政治還原於“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這也才是客觀的真理。

【漫談】前蘇聯〃李森科事件〃，就從另一側面證實了這種現象。李森科成名於他所發現的小麥〃春化現象〃，春化過程是，將小麥凍起來，這樣在春天的時候小麥就會很快發芽。在西方早就知道這個過程了，但是李森科宣稱這種現象可以遺傳，也就是說一旦小麥經過春化過程的處理，在以後的世代中，小麥都會更早地發芽。這對於只有很短的季節可以生長作物的地區來說，有很大的價值。不久，李森科便得到強有力的政治支援，可以公開攻擊遺傳學和適應選擇理論了。於是，遺傳學被貶斥為唯心主義的胡說，而選擇機制也被視為向偶然性的還原。

李森科所使用的花言巧語和早期的那些試圖透過控制進化過程向人類社會發展的設計主義者所主張的理論差不多。他們預言，無需人類本性發生遺傳改變，也可以建成一個完美的社會。只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俄國的生物學才從這種惡夢中甦醒過來。顯然，李森科根本就沒有為結束食物短缺做些什麼，相反，他卻由於輕視利用孟德爾遺傳學，從而導致蘇聯的農業沒有跟上西方農業改革的步伐。這個奇怪的插曲還留下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意識形態在科學中起什麼作用？意識形態在李森科的崛起中充當了什麼樣的角色？他只是充當了使斯大林輕信的冒險家？還是他真的想建立一種馬克思主義科學？如果真是那樣，那麼，顯然也應該更注重精製的實驗，而不是假借辯證唯物主義之名，來任意評判有問題的實驗。當然，李森科的失敗不會使我們盲目而自動地以為西方的科學就與意識形態完全無關。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註釋】善者：是指未被貪慾矇蔽之人。德善：是謂非但不歧視，而且用〃道〃至誠不移之大德予以善待。

百姓之善良者，能循乎自然，聖人以〃道〃予以善待，使之〃善有善報〃，其善心則會更能加固。百姓之不善良者，是因私慾貪心矇蔽了本性，聖人亦以〃道〃的至誠不移之德而善待之，則會被感化而復歸於善良。因為所有人的本性是一樣的。君子愛人以德，使天下之人物，共包涵於化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