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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目前的痛苦排拒在＇這位置以＇外罷了；認識到依此說來，命運在基本上並不能拿我們怎麼樣；那麼，當這種反省思維成為有血有肉的信念時，就會帶來程度相當高的斯多噶派的不動心而大可減少圍繞著個人幸福的焦慮操勞。不過在事實上很難看到或決不可能看到理性有如此廣泛的許可權，足以支配直接感到的痛苦。

除此之外，人們由於觀察到痛苦的不可避免，觀察到痛苦是一個擠掉一個，前一痛苦的下臺隨即又帶來新的痛苦，甚至就可以導致一個似乎矛盾的然而並非不可言之成理的假設，即是說每一個體在本質上少不了的痛苦，不管痛苦的形式是如何變換，而痛苦的定額卻是由於個體的天性一勞永逸地被決定了的，在定額之內既不能有所欠缺，也不能超額有餘。依此說來，人的痛苦和安樂根本就不是從外面而恰好只是由於這定額，這種天稟所決定的，這種天稟雖然也可在不同的時期由於生理狀況＇的變化＇而經歷一些增減，但整個卻是一成不變的。並且這也不是別的而就是被人們稱為他的性情的東西；或更精確些說，就是一種程度，在這程度上他如柏拉圖在《共和國》第一卷所說的，或是情緒昂揚或是情緒低沉。支援這一假設的不僅有大家知道的這一經驗：即巨大的痛苦使一切較小的痛苦完全感覺不到了，相反，在沒有巨大痛苦時，即令是一些最瑣細的不舒服也要折磨我們，使我們煩躁；而且經驗還告訴我們：如果有一巨大的不幸，＇平日＇我們只要一想到它就會戰慄，現在果然真的發生了，我們這時的情緒，整個說起來，只要忍過了第一陣創痛，以後也就沒有什麼很大的變化了。相反也是如此，我們想望已久的幸福到來之後，整個說來和持久下去，我們也就不覺得比前此更顯著的好受些，舒適些。只有在變化初發生的那一瞬間才異乎尋常地激動我們，或是作為低沉的苦惱，或是作為昂揚的歡樂激動著我們，但是音樂雙方都很快就消逝了，因為兩者都是基於幻黨的。原來苦樂都不是在眼前直接的享受或創痛上產生的，而是在一個新的將來的開端之上產生的，這開端又是人們在眼前享受或創痛中所預期的。只有從“將來”借支苦樂，音樂才能反常地加強，因而也就不能持久。——還“可引用下面這一觀察作為上述假設的佐證，——按這假設，無論是在音樂的認識中或在苦樂的感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主觀地和先驗地被決定的———即是說人的憂樂顯然不是由外在情況，不是由財富或地位決定的，因為我們在貧苦人們中至少可以和在富裕人們中一樣碰到那麼多的歡樂面容。還有，促成自殺的那些動機也是如此的極不相同，我們不能舉出任何一個夠大的不幸，可以勉強假定它會在任何性格都要引起自殺，卻能舉出少數的不幸，小得和自殺＇全＇　不相稱卻又促成了自殺。如果我們歡欣和愁悶的程度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樣，那麼按這一看法說，這就不能歸之於外在變化，而只能歸之於內在情況，人身的生理情況。這是因為我們的歡欣若真正是在高漲時，儘管經常只是一時的高漲，甚至高漲到快樂的程度，這種高漲也慣於是沒有任何外來成因就發生的。我們固然常看到自己的苦痛只是從某一外在情況中產生的，看到我們顯然是為這情況所壓抑，所困苦；於是我們就以為只要解除了這一情況，必然就會有最大的滿足隨之而來。可是這只是幻覺。根據我們的假定，我們苦樂的定額在每一瞬點上，整個的都是主觀決定了的，對於這一定額說，引起煩惱的那外來動機只是身體上的一張瘡泡膏藥，原來分佈開來的膿毒現在都向膏藥集結了。＇這即是說＇　在我們生存的時期，基於我們本質因而不能擺脫的創痛，如果沒有痛苦的某種外因，原是分佈在數以百計的點上的，並且是在對事物，有數以百計的瑣細煩惱和挑剔這個形態中出現的。我們現在所以忽視這些煩惱和挑剔，是因為我們容納痛苦的定量已為那主要的不幸所充滿，這不幸把本來分散的痛苦都集中到一點了。和這＇現象＇　一致的還有另一觀察：如果一種沉重的，壓抑我們的憂慮，最後由於幸運的結局而從我們胸懷中攆走了，那麼隨即又有另一優慮取而代之。其實後一憂慮的全部成分早已存在，其所以＇尚＇未能作為憂慮而進入我們的意識，只是因為我們的意識已沒有容納它的多餘容量了；因此這些憂慮成分只得作為未被覺察的陰暗霧團而停留在它地平線最遠的盡頭處。可是現在既已空出了位置，這個現成的成分立即走向前來並佔住當日統治者的（起支配作用的）憂慮的寶座。儘管這成分在質料上比那消逝了的憂慮所有的成分要輕得多，然而它卻懂得把自己臌起來，在表面上和前一憂慮大小相等，而以當今主要憂慮＇的資格＇　將那寶座塞得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