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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男孩正在賣自制的桔餡餅，他們的聲音聽起來就好像他們是兒童唱詩班的。我小時候從來沒有做過餡餅，也想象不出佈雷達魯德的哪個朋友做過這個。還有一個孩子在背詩，臉上嚴肅的表情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如果我有個這樣的孩子，我寧願不要。”卡門說。

是誰讓孩子做這些？詩歌就像華麗搖滾，像4—3—3佈陣的足球隊——除了我年邁的荷蘭語老師和《荷蘭國家日報》的評論員，我不知道還有誰會讀詩。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關切的目光下演講朗誦、彈小提琴、耍寶，通常他們都很惱人，我和卡門越來越厭倦。一個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著馬尾辮，讓我們聽她學小提琴的經過。“我寧願盧娜進監獄也不願讓她去上小提琴課。”我在卡門耳邊輕聲說，她哼了一聲。這個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親不會認為我們很風趣的。

“很好，不是嗎？”我問，將盧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著，穿過巷子走向公車站。

卡門吻我臉頰，眨了眨眼睛。

那個可愛的夏天已經遠去了那個始於五月的夏天你以為它永遠不會結束但不知不覺間夏天又已遠去了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14再過三個月，夏天就結束了，化療也會結束了。那時卡門頭髮已經掉光了。開車帶卡門去醫院做第一次化療的路上，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週日布魯明岱爾海邊之旅？不，如果卡門沒有頭髮了，她幾乎不會想去。如果化療對她身體產生極大影響，那我們也可以打消去紐約過復活節的計劃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園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須待在家給盧娜喂吃的，哄她睡覺，因為卡門正在樓上躺著，不停嘔吐。當然我可以經常給弗蘭克或穆德打電話，讓他們來替一會兒，然後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還沒有考慮這個夏天、這次化療以後的生活。我甚至不敢開始去想接下來的幾個月將會發生什麼——我不敢往後想。

我們開車到環形路時，開始下小雨。好。就我來說，這個夏天結冰都可以。我關掉收音機，今天上午DJ埃德溫？艾維斯對我來說過於快活了，我開啟CD，邁克爾？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麼艱苦都要撐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錯誤，就算明明知道生命無法繼續都要努力。”我們倆都沉默地坐著，卡門也在聽。她擦去一滴眼淚，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單獨一人。堅持，堅持。”卡門把手放在我手上。“堅持，堅持。”“噯。”歌曲結束時卡門嘆了口氣。

我們朝走廊盡頭謝特瑪的辦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樣，不記得是驗什麼了，大概跟白細胞有關，不然就是紅細胞。他們給卡門扎針抽血，然後給她一塊棉籤壓住紮針處，再然後我們又回到走廊上。等。在醫院的這幾個星期我明白了一點，等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們給你的預約時間只是準備階段。一刻鐘以後，我已經看完了在醫院商店買的《人民報》。剛才我在走廊上看見女性雜誌中有《荷蘭國際足球》，還有《故事》和《瑪格麗特》，《國際足球》裡面介紹的比賽結果，我大部分都已經知道了。終於，我們被叫進去見謝特瑪醫生，這次她看起來甚至興致很好。

“那麼，今天我們是要治療了，不是嗎？”她說，就像個童子軍領隊帶著一群小童子軍在阿登山腳下。

卡門的血液沒問題，治療可以繼續。她說，我們要去三樓的化療室。

我從來沒有做過，但隱隱覺得看化療不會是一個災難。我答應卡門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說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門一個人去面對這些罷了。我無法想象會有人真想陪著去做化療。

我沒有錯。大部分化療病人的愛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別的什麼地方，在哪也罷，反正不是在化療室。

我們走進去時，一個新世界展現在我們面前。這不是一個普通的醫院病房，遠遠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這個地方弄得看起來很溫馨。靠近窗戶有一張桌子，上面放著兩個咖啡壺，一些咖啡杯，還有一碟姜味麵包片，一半塗了黃油，另一半光禿禿的，符合化療主題。有兩個空的圓桌，鋪有桌布，其中一張桌上放著一盆小植物（不要問我那是什麼植物），已經乾枯了。兩張桌子邊都有低椅。這裡的一切佈置都給人感覺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間。但是，很可惜，這裡的病人多少破壞了這裡的基調。他們手上有大塊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