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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自由便會一起消失。”

三

有些贊成計劃經濟的人說，我們並沒有何種理由要計劃者來替我們決定個人底收入。計劃者在決定各種不同的人究竟應該分得國家歲入之多少時，會遭遇到社會性的和政治性的種種困難。面對這種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即令是最頑固的計劃者，在行使其權力來處理這類問題時，也必感到棘手，以至躊躇不前。所以，認識箇中困難的人，也許毋寧只將計劃之事行之於生產方面，只期藉計劃生產來實現“工業之合理的組織”；而將分配收入之事儘可能地委諸社會力量。雖然，欲管制工業而不影響分配乃不可能之事，而且沒有計劃者願意將分配之事完全委諸自由市場；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也許只看到分配符合公平原則時，消除了極端不公平之事，他們卻不知道，這麼一來，在社會內部會造成特殊人物的。

我們已經稔知，一切經濟現象系彼此密切關聯著的。既然如此，計劃者極不易將計劃之事剛好做得適可而止。自由市場底功能一旦因計劃而受到某種程度以上的阻障，計劃者為了其計劃行得通，便不得不擴大其統治範圍，一直到無所不包為止。

在一個受管制的計劃社會之中，一旦大家普遍認識個人地位不是被制度底力量所決定，同時，又非由許多人自由競爭所致，而是由實行管制的官方精心刻意謀劃所造成，那末，一般人對於他們在社會所處地位的態度必隨之而變。這麼一來，社會上一定常常發生不平等的事。這些不平等的事，在身受者看來，是不公正的。於是，失望之事，遂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社會，善良的人，常得無妄之災。（譯者按：在受管制的地區如蘇俄者，這類結果之發生，真可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因為，在這類空間，“效忠（offer　servitude）”權力之泉源為人生第一要務，猶如“德意志高於一切”然。這樣一來，無心無肝而有效有忠者，則常爬到大家肩上。所以，在共產制度統治之下，大學未卒業者可當大學校長，高階中學課程沒有讀完者可以向大學教授作“哲學”訓話。凡此等等，不能視作怪事。因為，行一黨制度的地區，常常發生這類現象。權力即是一切，遑論知識？）

無疑，在人類社會中，不平等之事在所難免。如果不平等之事系出於社會因素所致，而非出於人為的計劃，則對於個人尊嚴打擊尚小。在一自由競爭社會，如任一公司對一個人不再僱傭或不能給他較佳的職務，這對他並非輕視，亦不冒犯其尊嚴。同時，在自由社會中，有比在中央管制制度裡較佳之方法來防制失業之厄。失業之事，如在一計劃的社會中發生，則遠較在自由社會中所發生者情況惡劣。吾人須知，在一計劃的社會中，個人所決定者並非他是否需要某個特殊職務，而系他對於任何職業是否配得上，並且他怎樣才有用。（亦如一零件是否配得上一部機器然——譯者）他在社會中的地位怎樣，全由別人來決定。（人生至此地步，辛酸極矣！——譯者）

當任何人對可以打擊他的苦難低頭時，有時甚至欲向苦難低頭，亦不可得。因此類苦難乃官方造成者。此類苦難，如果我們不能遠離它，則其為害也勢必靡有止境。如果我們被束縛於一地，並且屈從高高在上者之意志，則其為害亦勢靡有止境。如果大家意識到大家之苦難系出於人為精心刻意策劃所致，則不滿之情，勢必與日俱增。（譯者按：類似蘇俄之地區之苦難，十之八九皆非必要，而系出於握權者人為的策劃所致。然而，人眾即或不滿，亦莫可如何，因為在現代統治技術之下，人眾不滿之情，只似地下水，不能匯合成為江河。）吾人必須明瞭，如果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之解決全靠行使鎮壓權力，則所謂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無一而非政治問題。（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極權地區之以蘇俄為典型者，內部如有問題，歸根究底只算作一個問題，即是政治問題：舉凡教育問題，文化問題，思想問題，土地問題，宗教問題，無一不被看作政治問題，因而無一不以政治為基本著眼點而解決之。這就是泛政治主義。泛政治主義是瞭解極權統治的一鎖匙。——譯者）

四

在俄國蘇維埃統治初期，俄國人之間流傳這個笑柄：“誰來管，誰被管？”我相信這個有名的成語是列寧自己介紹到俄國來的。當時的俄國人藉著這個笑柄來總括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的一般問題：誰替誰計劃？誰指導並且支配誰？誰規定一般人底生活方式？誰應該負擔什麼責任？這些問題，在蘇俄，成為只能由最高權力單獨解決的中心問題。進來，有位美國習政治的學生，把列寧所用的這一成語擴大說，一切從事計劃的政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