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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於是一崩潰下來，若決江河，不可收拾，遂成今日之“金錢世界”。其他許許多多建構之崩潰，至少有一面系由同因所致。有些地方之所以糜爛至此，這類空談心性的道學先生，是要負一方面責任的。當然，從學術眼光或思想品質方面看，理想主義的唯心論，較之經濟的唯物論，其品質之高，實不可以道里計；但是，就效應或影響來看，在歷史的長遠演程中，二者之實際距離還小於其理論距離：絕非如理想主義的唯心論者所想象的，二者落入現實之距離亦若其理論距離之遠。喀爾文之極權如配備現代統治技術，與斯達林之極權相較，二者所加於人眾切膚之痛，初不因前者標尚宗教理想後者標尚唯物史觀而有以異也。如謂理想主義的唯心論在現實中壞的影響與唯物論的有何不同，大體言之，前者之危害人類系陰柔性的，而後者系陽剛性的。當然，現代極權主義者如斯達林之流，深悉箇中竊要，常將二者綜合而運用之：心靈與物質一齊利用，一齊統治，兩個極端“統一”結合，於是亙古未有之大亂臨頭焉。世之亂談理想主義者，可不冷靜反省哉？——譯者）

金錢是人類所發明的自由之最大工具之一。在現存社會里，金錢為窮人大開自由選擇之門。此一選擇範圍較之許多年代以前為富人開啟的範圍為大。許多社會主義者特別認為，我們在“金錢上的動因”，已經大為“非經濟的激力”所代替。果真如此，而且我們考慮過金錢的真正意義為何，那末我們就比較瞭解金錢的作用何在。假若我們工作所得的一切酬報，並不以金錢償付，只以社會地位或特權之形式償付，或超越他人之權力來償付，或以較佳之住宅及食物來償付，或以旅行機會或教育機會來償付，那末就意味著一點，即不復允許受酬者有選擇之自由，而且給予酬報者不僅能決定報酬之大小，又能決定了受酬者享受酬報時應取何種形式。（譯者按：以蘇俄為模範的一切極權地區系以各種不同的程度這樣辦的。這種辦法，叫做“包辦”。未有極權而不“包辦”者。但是，飢者易為食，渴為易為飲。當人被逼至一種境地以致失去生活之一切資據而飢極渴極時，也就顧不了許多，只有接受這一套辦法，甚至唯恐求之不得了。多數不得不接受這一套辦法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幾乎定型的生活方式：其中有許多“資深”者離開這一套辦法便無以為生。這麼一來，這一套辦法，逐漸成為統治紐帶之一環，或支援統治之一面。這套辦法一與統治結不解之緣，勢必逐漸擴大。擴大之結果，不是吞沒整個社會，便是斲（zhuó）喪整個社會之生機。於是，社會日漸喪失其獨立性，步步走向非依賴統治機構不能生存之途。社會如此，遑論個人？個人之準備受酬者，只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人的尊嚴，豈不掃地以盡？所以，今日人類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並不是這一集團或那一集團的現實權力得失的問題，而是“人之所以為人”受到挑戰的問題。只有從這一基本處著想，我們才能摸到對抗極權制度的癢處。如不此之圖，其他恐是表面文章。）

在有關經濟的事務中，我們應能自由決定什麼事物對於我們比較重要，什麼事物比較不重要。或者，我們也許可以說，在現存社會中，解決我們的經濟問題的，正是我們自己。但是，如果經濟事務受到管制，那末除非我們為求達到一項特殊的經濟目標，否則必須處處受到管制。或者，當我們宣示我們的某項特殊經濟目標為何時，如果我們必須使此專案標為官方所贊同，那末我們的經濟行為便是處處受到官方控制了。

這樣看來，由計劃經濟所引起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能否以我們所選擇的方法來滿足我們認為多少有些重要性的需求之問題而已。計劃經濟還引起別的許許多多問題。其中之一是，從事選擇時，決定何者對於我們比較重要，以及何者對於我們比較不重要的人，是否就是我們自己，或者竟是執行計劃者。吾人必須明瞭，一切經濟活動如悉由官方管制，則所管制者不僅為我們生活中一部分卑不足道的事物，而且還管制著我們藉以達到我們的目標之一切方法。任何人，只要控制著我們藉以達到我們的目標之一切方法，也就足以決定拿什麼東西來滿足我們，決定不拿什麼東西來滿足我們。任何人一旦控制著我們藉以達到目標的方法，那末不獨可決定我們應該達到什麼目標，甚至可更進而決定什麼價值高尚，什麼價值低劣了。不獨此也，他可以進而決定大家應該信仰什麼，以至於應該怎樣努力。（譯者按：俄式極權統治就是這麼辦的。這種統治已經藉著控制住一切基本生存工具——“下層建築”，來翻造人的靈魂，並出產“真理”。培根說：“知識即權力”。斯達林等應須說：“權力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