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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地位、生活閱歷、出生地域、工作情況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戰爭責任認識，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隨著經濟環境、國際局勢等因素的影響，也會發生不同的變化。

菊國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也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其中，既包括菊國進步派人士對戰爭責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對戰爭責任的頑固否認，還包括進步派與保守派圍繞戰爭責任的交鋒和爭論，以及兩派彼此內部關於戰爭責任認識的分歧和區別。

戰後初期的菊國社會，圍繞戰爭責任問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檢討。但探究其內容，除個別反戰的知識分子意識到菊國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外，實際上大多數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識上討論戰敗責任。

由於摩國佔領軍司令馬克森與朝鶴天皇達成妥協，天皇不僅以《人間宣言》的一紙詔書逃脫了京都戰犯審判，而且還時不時對於當初那些被判處絞刑的軍國主義分子的死表示惋惜。戰後菊國的第一任首相東邇太一不僅為戰犯掩蓋、開脫罪責，而且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億總懺悔論”。

這種“懺悔”並不是向侵略戰爭中的那些受害者“懺悔”，而是向天皇“懺悔”，為戰爭的失敗反省。而大多數菊國知識分子和普通國民，普遍接受了摩國宣揚的“指導者戰爭責任觀”。他們認為自己是受到了軍部領導者的“欺騙”，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導致菊國陷入戰爭災難的“責任者”，而忽視了自己也曾經協助或默許侵略戰爭的發生。

在“軍部”轟然倒塌和每個加害者都認為自己是受命於“上峰”的菊國社會，如何認定戰爭責任的主體一直都是個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而在菊國國內主流民意中如今也開始了對當初的這種整體責任出現了一種反思和反省的思潮。熊澤奈子就是這種思想的支持者之一。

第四百四十六章　遺失的戰爭責任

說起菊國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每位華夏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菊國侵略之害的受害國國民都義憤填膺，批評戰後菊國人欠缺像德國人那樣反省戰爭責任的勇氣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將菊國人統統視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將實施直接加害行為的菊國人與戰後出生的菊國人，以及戰後菊國右翼與菊國進步派、普通國民區別開來。

而事實上在菊國國內，戰後菊國政府、天皇、保守派、進步派、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都在變化著。戰後初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經濟平穩發展時期、冷戰結束之後每一個歷史階段對於戰爭責任的認識都有相對明顯的變化。

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曖昧，天皇對戰爭責任貌似超然的態度，保守派對戰爭責任的否認，進步派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懺悔，普通民眾在各種戰爭責任認識之間徘徊。

菊國社會至今都沒有能夠搞清楚戰爭責任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多數的菊國人在檢討別人戰爭責任的同時也遺忘了自身的戰爭責任。菊國社會就戰爭責任一直都未能達成一致或大體相近的共同認識。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菊國民眾，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願提起或刻意忘記悲慘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意識似乎也變成了一股埋藏在國民內心深處的潛流。

但是，隨著菊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實現了“趕超歐美”的經濟目標，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野心，公開叫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定南靖大屠殺，推動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暴行，極大地刺激了剛剛經歷過大戰的菊國民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著名歷史學者井上清等人憤怒地批判“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著名作者小田實系統地提出了戰爭加害與受害理論，宗教界也紛紛發表戰爭責任告白，對菊國人的戰爭責任表示反省。

激進的菊國青年成立了“東亞反菊武裝陣線”，不加區別地追究古代菊國人對蝦夷、愛努、朝鮮的戰爭責任，近代菊國人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菊國人對亞洲各國的經濟掠奪，甚至發動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這些在菊國人看來十分激進的言論和行動表達了對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戰爭責任的憤怒，但也因這些過於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媒體的攻擊和民眾的誤解。

戰後菊國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交鋒，使本已相對沉寂的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