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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含金量最高，因為政治資源的彈性最大，在各種博弈當中，可以合法地避免傷害。不僅如此，政治資源的分佈左右著其他社會資源的分配小對地方政府行為有導向作用。政治資源這種特性隨時可以導致機會主義。形成對本團體內部都有利的表面均衡。

政治資源的好處有三：一是擁有政治資源的最大魅力在於能夠建立和制定新規則，在利益的驅動下儘可能地擴充套件自己的權力邊界，賦予權力的外延更隨意的解釋；二是擁有舊原的人掌握著更多有價值的資訊。透過封鎖資訊小徵出舊傑或資訊利用上的時間差，可以使自己在競爭中獲得優勢；三是擁有政治資源的人一般同時會得到制裁權，作為超脫於違規者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方。制裁者已經進入了一場利益的博弈，表面上看對違規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關者，實際上制裁者的行動和裁決取決於受害人和違規者各自的”行動”種種原因使得人們對政治資源格外重視，想方設法去得到政治資源。

我國的政治資源分佈極不平衡，存在嚴重的城鄉差異。在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機構、重大會議、政治資訊等方面，邊遠地區、農村、城鎮所具有的政治資源遠遠低於中心地區、大城市，從全國來看，政治資源又高度集中在京城。在邊遠地區和農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資源可言。由於體制的制度慣性，政治資源的能量不可小視；政治資源的不足，會使地方革新能力受到限制，自主活動空間受限，進而使地方行為的合法性下降。

然後，這位學者聯絡當今情況，認為當今最大的腐敗，不僅僅是幾個腐敗分子貪了幾個錢的問題，而是“庸才為政，敗家子當家”的問題。

工作需要的幹部上不來，不需要的人偏偏能進來。工作需要的人到不了位，那些不需要的人卻佔著重要的職位。什麼叫腐敗？這才是最大的腐敗！用人失當的危害比貪汙受賄的危害更大。然而這類腐敗就在不經意間發生了，親情、友情和金錢都能夠透過現行的幹部人事制度起作用，腐蝕著幹部隊伍的機體。

說實話，蕭老初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頗為不悅，他有些不相信真有人有膽子給自己寫出如此措辭的文章來，一度甚至懷疑這篇文章根本就是蕭震自己的手筆，不過是隨便假借了誰誰誰的名頭而已。

但蕭老隨即認為，蕭震沒必要這麼做。如果說華夏有一批人最容易變成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官家資本主義”那麼蕭定自己豈非肯定是其中一員？

於是，蕭老跟蕭震通了一個電話，將蕭震叫到東方，祖孫兩個很是聊了兩三個小時，主要是談反腐問題。

蕭老這一次一反常態，自己並不說太多的話，而是把更多的話語權交給了蕭定，讓他說，而自己聽。他也想知道，自家這“麒麟兒”究竟是怎麼想的。原本，他也只是想看看蕭震能看到哪一步了，卻不想蕭震的一番話卻讓蕭老慢慢重視起來，他發覺蕭震在這幾年的鍛鍊之後，逐漸有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在蕭震看來，華夏共產黨是在一種秘密狀態下成立的，起初黨員之間基本上是單線聯絡。在這種狀態下，黨內監督不可能形成一種制度；後來黨內監督逐漸制度化了。但因為缺乏透明度，所以常常流於形式。而後，隨著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黨內腐敗越來越嚴重的現象。黨中央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有效竭制黨內的腐敗現象，社會其他領域的腐敗也不會好轉。

在這種形式下，加強黨內監督和增強紀委的作用，擴大紀委的權力，就成為必然。紀委的改革是在其他政治改革沒有跟上的情況下進行的，相對於其他方面的改革，增強紀委的反腐敗功能是一個比較易行的路徑。中央集權有很多種形式，監督的集權是其豐的一種。

改革期間腐敗行為增長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有大量的權力從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然而在分權的同時，又未能針對這些下放的權力建立起有效的監督體制。這使很多官員不但擁有了越來越多的權力，而且在行使這些權力的時候也有了相當大的自由度；兩者的結合，就使其能夠相對方便地以權謀私；把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中央在前期的反腐敗實踐中發現，紀檢監察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監督潛力，紀委的權力不是太大而是太所以有必要透過調整工作體制來提高其權威性。

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所以應該強調權力制衡，專制是對政黨制度的一種異化。憲法規定：黨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憲法又規定了華夏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且黨與政府在體制上沒有分開。使得黨的各級機關實際上在社會的很多公共領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