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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對華夏意味著大量人口喪失生存所必須的物質保障，這是華夏承受不起的代價；因此。避免革命是華夏社

社會演進是非線性的，人類在作出主動努力時應該保持足夠的謹慎。拒絕冒險，為歷史的偶然性預留空間。在既定格局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政府必須贏得強勢群體的支援才能推進改革，這也是強勢群體被稱為強勢的原因：強勢不僅僅是相對於社會而言，有時也相對於政府。

現階段能夠進行調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與公共輿論。政府雖然無力根本扭轉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勢群體承擔這一定局，但它可以透過干預二次分配，運用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弱勢群體進行一定的補償。

在強弱貧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識分子應該選擇站在弱勢群體一邊。透過公共輿論的介入，改變具體博弈點上的力量對比，改善弱勢群體無力自保的境況，使他們擁有一定自保能力，減少所受侵害。知識分子與公共輿論的這種介入，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它可以使強勢群體即所謂精英聯盟對弱勢群體的傷害受到一定的限制，弱勢群體在承擔改革成本的同時，其最基本的權益有望得到保障，社會矛盾不會過度激化，衝突不會走向極端。

改革目標被提出並得到廣泛認同，是因為它符合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利益關係的調整，調整需要空間，需要有人承擔利益調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對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暫時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

沒有人有權力要求某些人為全域性或者長遠利益作出犧牲，因此這種犧牲實質上具有強迫性：弱勢群體易於強迫，所以作出犧牲的往往是他們。

華夏的改革要有適合華夏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頭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華夏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華夏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在蕭震看來，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華夏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規則決定價值，而規則卻是由有利益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則是西方人定的。

所謂“效益”的立場，就是資本的立場，就是利潤掛帥的立場，而不是人民的立場。華夏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必須受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駕御，效率脫離了公平，資本脫離了人民駕御，華夏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性的。

按照純經濟學的說法，社會公平也是生產力，也是良好投資環境的一部分。將國有企業市場化，利潤掛帥，這樣，城市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結果。利潤掛了帥，企業競爭規則就變了。在利潤規則下，“國企。半定打不過“私企”因為後者可以不擇手段，前者則有社會公平責任。國家企業有公平的責任，還有保密的責任；保密是無形成本，這是沒有辦法越過的。私企沒有這麼重的包袱，當然就靈活。

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最低的社會保障對任何社會都是必須的，這樣社會才能穩定。人民應當是華夏改革的核心價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這是我們改革的一個底線。目前華夏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已經涉及到華夏改革的道路問題。華夏的改革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人民為核心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價值。

華夏在改革前的政治結構就是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從人類的歷史實踐看，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導致經濟利益分配的極端平等；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出現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與經濟利益分配的相對平等。這主要是源自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然而，人類的歷史實踐又表明，這種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缺乏持續性，於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結構上去。所以，人們抱怨的今天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於過去就已經設定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從本質而言，就是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即政治民主化。

華夏２。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束於吶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階段就是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的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現在出臺的許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