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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故鄉的花朵》、《溫故1942》，還有《手機》，它都出了文字之外的一些議論，我還寫過一個小說叫《官場》，都是出過其他非文字之外的一些反應，但是這些反應我覺得都非常正常，而且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作品，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但是再也沒有像《溫故1942》、《手機》出來其他的引起一連的那麼多，金老師說《手機》在兩會期間被從書架上拿下來了，說兩個書拿下來了，一個是《簡愛》，一個是《手機》，他可能覺得成人不宜閱讀。其實像這種書對我是比較“擰巴”，像《手機》確實根本不是講男女關係的事兒，它是講人和人之間關係的事兒；講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事兒，講的是人語言的事兒；講的也不是語言的事兒，我覺得它講的是心裡有點發悶，說的事兒比較“擰巴”。我覺得這一點我還沒有看到能夠跟我創作的初衷特別相合的一種評論，或者是一種議論也好。為什麼我們在某一個時刻、某一個階段、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是因為什麼會發悶。另外講的也不是輕易發悶的事兒，它講的不同的話語時態，像《手機》有三個話語時態，它三個話語時態對人和人之間關係帶來的變異，它講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間關係的變異，它講的是人自己跟自己關係的這種變異。我覺得人和人自己隨著話語時態的不同，當發生變異的時候，心裡特別容易發悶。

現在我特別害怕媒體，我覺得《手機》把我給“害”了，過去我本來就是個不會說話的人，黎波說我真得說兩句，說兩句，有時候我就深刻感覺到語態環境的變化，不但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發生變質，自我也會發生這種變異。比如有時候你跟媒體在聊天，它在一個非常輕鬆的氣氛下進行的，甚至是一種開玩笑的氣氛下進行的，這樣的話語登出來了，或者在電視上說出來了。但是你如果把這種輕鬆氣氛下和玩笑氣氛下的話語，你突然放到一個非常嚴肅的，就像現在的會議室裡面去考察的話，那些話是站不住腳的。就是這種話語時態的轉化會使人發生變異，這個時候我心裡也有點發悶，我說我不是那個意思，但你是不是那個意思，你是不是說過這樣的話？說過，這個話是不是你說的？是我說的。是你說的，它是不是代表你？是代表我。所以，你就百口難辯。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就是因為我是在那樣的話語時態說的話，你把這個話拿到另外一個話語的時態。我可以肯定說這是我近兩年最後一次面對媒體，我以後只跟我媽和老婆說了，不跟媒體說了。

另外，還是比較“擰巴”，還有一點“擰”字是什麼呢？又是這個時態的轉化，就是一時和兩時是不一樣的，一時和一天也是不一樣的，就是一天半個月、一個月、一年又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今天我跟媒體說了這麼一句話，今天下午半個小時，但是這可能是我這一個月中間就這麼半天，但是有時候稍微一“擰巴”，好象我整天是在這麼說，這個就是特別“擰巴”。另外，我跟誰在一起，跟你在一起，跟誰在一起，也可能就見那麼幾面，比如我們家今天吃紅燒肉，他們說天天吃紅燒肉，他們家太有錢了，其實我們清早喝的是糊糊。就是這種語態的轉化，這種場合的轉化，其實《手機》我想說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但是沒有被大家理解。當然，我在一開始到現在我說的所有這些都是廢話，因為這都是上一茬“莊稼”已經完了，應該說下一茬“莊稼”。

提問：還得問上一茬“莊稼”的事，說不說崔永元的事兒？

劉震雲：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迴避的，但是我覺得據我觀察這個事兒已經過去了，戰爭已經結束了，我觀察大家都解甲歸田，開始種下一茬“莊稼”，我覺得挺好，每個人都把下一茬“莊稼”種好，下一季的收穫對於我們的未來來講比議論、再議論上一茬的收成要有趣、有意義。對於所有朋友的批評，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包括昨天、今天和明天。

提問：剛剛說的都是上一盤“莊稼”，可是因為這本集子實際不能說是新的“莊稼”，因為說的都是舊作，除了《口信》，不知道這個《口信》是不是原封不動地把《手機》第三部分摘下來了？

劉震雲：原封不動，一個字沒改。我覺得確實新出的《一地雞毛》也是舊的“莊稼”，但是舊的“莊稼”，我在打捆的時候，卻有我自己的考慮，除了我剛才說的兩種考慮，一種考慮是為了我自己方便，另外是為了我自己看，而且我知道也有錯愛我的朋友想找這本書，因為我經常收到一些讀者來信裡面加著錢。另外對於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這些過去的“莊稼”確實都做成了食品，食品的考慮我過去也有過，但是一開始可能是吃棒子麵